五一期间，我抽空重读了黄惇先生的印论著作《中国古代印论史》，这本书其实此前已经读过多遍，也曾写过一篇该书简评。但每次重读此书，总会有所增益。
该书是我国著名篆刻家黄惇先生力作，上海书画出版社年6月1出版。这是一本较为系统地梳理我国古代印学理论脉络尤其元、明、清三代印学思想和印章审美理论的著作，深值一读。
这使得该本书在众多印章图书中显得有些特别，且不说和书法美术类图书比较，就是印章方面的图书，也是技法和印作品赏类的多，理论和学术论述专著少。如本书序言作者戴小京先生所言，当代印人，往往满足于各种赛事和活动，却很少有人作深层次的研究工作。
黄惇先生是当今印人中少数能沉下心来精研印论者之一。在我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惇先生就已是国内知名印家，其篆刻实践和印学理论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这本《中国古代印论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印论专著。
戴小京先生在序言中表示，中国古代印论中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印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紧紧伴随各历史时期文艺思潮的出现而发生发展。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印论从古代直至今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理论建设方面与其他传统艺术的理论状况相比，显得极为薄弱和苍白。如黄惇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所述“当我涉足这一领域进行考究时，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荒芜的田园，许多重要的印论著作，已有孤本之势……”
而在作者看来，印论对于印章艺术的发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在开篇绪论直言，任何一门艺术欲繁荣其创作，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石安对此深以为然。当代印人，如欲取得更高的成就，除大量技法实践和书印合一外，印章理论知识也必不可少，否则易为印匠，难入印章艺术殿堂。
成书特点及内容概要
从古到今，印论更多散见于印谱序跋、论印笔记、往来书札、印人传略、论印诗文、印章边款中，往往只言片语或者描述不成系统。本书作者黄惇先生拾遗补缺，以印章审美观的形成和发展为成书脉络，相对系统地把这些印章美学、创作方法、创作思维、内容与形式、传统与创新、鉴赏与批评等古今印学散论串起来。在行文方面，作者融合了艺术史、美学史和批评史的论述手法，以印章美学史为主要线索，结合印章源流、印人印作、印谱、风格流派，以及古代印论考辨等加以梳理，遂成此书。
作者对我国古代印论史主要集中在元、明、清三个朝代。元代是印论史的萌生期，该时期以赵孟和吾丘衍为代表，主要贡献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汉印之美。明代后期为印论史的成熟期，背景是文人自篆自刻推进印坛快速发展，以周应愿、甘旸、徐上达、杨士修、朱简等的印论为代表，该时期的特点是对拟古主义的批判和对人格精神的高扬。清代是印论史的发展期，以晚清魏锡曾、赵之谦等人的印论为代表，该时期的特点是藉由书法和金石古文字学等引发对印章审美意象的深度思考。
下面结合书中文字对三个朝代的印论加以概述，以便读者便捷地了解该书要义。
元代印论
元代国祚虽短，却是我们印论发展史的重要发萌阶段。其中赵孟和吾丘衍是元代印论领域最杰出和最有深远影响力的代表。
赵孟是元代艺坛领袖，诗书画印皆精绝于世，他在书画美学观提倡“贵有古意”，并在印论中表述了同样观点。他从前人集古印谱《宝章集古二编》中辑出方印章编成《印史》一书，该书序言《印史序》中有如下描述：“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见之。”赵氏首倡的“古雅质朴”汉印美学理念成为延续至今的印章主流审美观（虽然赵的印章实践与理论尚有差距）。
和赵同时期的吾丘衍著有《学古编》二卷，首卷《三十五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论专著。该著作前十七举（除第十三举外）内容为如何写好篆书，后十八举内容以汉印为核心探讨印章艺术规律。通过对汉印篆法章法的剖析，使当时人们更直接能够领略汉印的质朴面貌，对确认印章主流审美观起到重要作用。（吾丘衍只篆不刻，时代所限，其书只涉及印章篆法、章法的论述，未涉及刀法）。
吾丘衍重视篆法和以说文为本的六义，提倡治印“方正”“不可太怪”“浑厚”“不可随俗”等，他和赵孟一起，在理论上奠定了汉印审美观，铺垫了以汉印为正宗传统的印章艺术之路，他们对汉印的共同认知，成为印章艺术发展的主流影响至今，可谓功在千秋。
黄惇认为，以汉印为正宗的审美观经由元人赵孟和吾丘衍确立，是赵孟率先明确指出汉魏印章“典雅”、“质朴”为美并加以推崇，并且充分肯定了吾丘衍所著《学古编》中的《三十五举》在我国印论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早研究印章艺术本体的专论，从而视两人为我国最早提出并共同推动汉印为成印章审美主流的大贡献者。
明代印论
在印论史上，明代是我国印学理论新论迭出的时期，是大量开拓性学说和对印史有标志性意义事件出现的阶段。首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上海顾从德所著《顾氏集古印谱》的问世。该印谱因原拓质量高，真实再现秦汉古印神采，使当时许多著名印人得以“茅塞顿开”，大大提升了印章艺术审美水准，和顾氏后来基于此印谱增补并木刻发行的《印薮》一起，在印坛掀起了比元代更大的仿汉热潮，大大推动了印坛发展。
印论方面，顾从德提出集古印谱的“神迹心画说”（顾认为，集古印谱乃古人“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此说与汉杨雄“书为心画”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后来的“神似说”“写意说”等印家学说开了先声。顾氏所为，直接促成了明代时期集古印谱、摹古印谱和篆刻家印谱的大量出现，由此文人篆刻进入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
明代印论发展的另一大事件是周应愿《印说》的出现。和此前只懂理论或只篆不刻的印论家不同，周应愿学识渊博、文采飞扬，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文人篆刻家，有丰富的篆刻实践，这使其印论观点有本可源，有据可依。《印说》中的所有理论由于都是基于印章创作、鉴赏、品评的艺术实践基础之上论述的，所以一经问世就在当时印坛产生了巨大震动，被视为明代印论的“标帜”。
《印说》一书在印论方面有大量开拓性的论述。比如该书首次将篆法、章法、刀法合在一起来评析和判断印章作品的优劣，并且强调了刀法的意义（这种印作品赏方法直至今天都是最主要的做法）；首开印章分级品评先例，借鉴诗文书画品评做法，将印分为逸、神、妙、能四品，其“印品说”奠定了明代印章批评理论的基础；周应愿提出的“书印同理”“以刀画石”“印章之刀法如书法之笔法”“以刀法表现为核心的创作论”等观点和论述对后来印论家的“笔意表现论”“印从书出论”都有着直接的启示；其创新求变的创新观为后世印坛“入古出新论”奠定了基础；首次从理论上利用了诗、文、书、画的通感以比较之法研究印章艺术的创作规律，并将其提高到与其它艺术同等的高度……
以上各方面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书中都有大量精彩详细的引用和叙述，篇幅有限，读者可自行翻阅详览。
此外，明代甘旸《印章集说》（主要贡献是使篆刻学规范化的印学总纲）和徐上达《印法参同》（主要贡献是使篆刻技法理论化）都是有大量开创性见解的泽披后世的印论世著。沈野的《印谈》及其“自然天趣说”、杨士修的《印母》及其“印如其人说”与风格论等等，也都是明代印论中的佼佼者。
明代篆刻家、“明第一作手”朱简是石安非常推崇的篆刻大家，其印论成就也不遑多让，是“笔意表现论”“印章流派说”的倡导者（我在写印评文章时常喜欢引用的一句“刀法者，所以传笔法也”就是朱简的妙论），该印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故单独列出来说说。
黄惇先生在该书中对朱简有如是描述：“他不仅是一位敢于推陈出新的篆刻家，也是一位对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理论家，著有《印章要论》《印品》《印书》《集汉摹印字》《印家丛说》《印经》等，并有《菌阁藏印》《修能印谱》问世。”“朱简以天才的眼光，窥测了印章艺术美的本质特征。”他是第一位以流派划分当代印人的印论家，其“笔意表现论”及其个性篆书“草篆”入印的实践，被黄惇先生视为“开了后世印家两大主流印论“印从书出”论、“印外求印”论的先河“，这些贡献对后世印学有不世之功。
此外，该时期的“传神说”“感兴说”“学养论”“入古出新论”“品格说”等等印论各有拥趸，各得其妙，黄惇先生在书中分篇有详述及解析，读者可从该书窥得一二。
清代印论
谈及清代印论专著，明末清初周亮工《印人传》首当提及。《印人传》共录述自明代文人篆刻鼻祖文彭以下64位印人传记，并提及61位有名无传之印人，这本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印坛史料。当然，《印人传》并不只是传记史料，周亮工在记载印人印事时，还涉及印人创作思想和流派风格的论述，所以又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印论著作。于印论创见方面，周亮工提出“己意说”“本色说”“流派艺术革新观”等印论观点。
此外，清代前期的秦爨公《说印》《印指》及其“气”“生趣”“色泽”等论印美学概念，袁三俊《篆刻十三略》（侧重印章审美感受），许容《说篆》（侧重印章创作技法），张在辛《篆印心法》（侧重印章创作技法），清代中期鞠履厚《印文考略》，桂馥《续三十五举》（即《缪篆分韵》的作者），程瑶田《看篆楼古铜印谱序》（倡导“真”说）等等的印人印论在书中都有提及展述，可自行阅览以增了解。
关于清代印论专著，顾湘于道光二十三年（）所编的《篆学丛书》值得一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学丛书，所收录当时许多濒于失传的印论著作尤显珍贵：该书三十篇文章中，包含了大量前人有价值的印论，比如本文前面提及的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明代甘旸《印章集说》、朱简《印章要论》《印经》、桂馥《续三十五举》、清初周亮工《印人传》等等。该书问世后，影响深远，印论传世方面功不可没。
在石安看来，清代印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印论指导篆刻实践，基于大量实践基础上形成印论，成为这个时期的印论发展显著特点。相较明代而言，清代印论学说虽少却精，最为知名的是魏锡曾所提出的“印从书出论”和赵之谦的“印外求印论”。
同治三年（），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谱跋》中有言“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首次提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概念。该印论为后世印人开了一扇大大的而且敞亮无比的窗——通过个性篆书在印章中追求风格的表现，从而展示自己独特印风，该印论和赵之谦所倡导的“印外求印论”一起，成为最具生命力的印章美学观，为后来几乎所有杰出的篆刻家所践行。
赵之谦首次提出了“印内”与“印外”的概念区别，他的“印外求印论”从魏锡曾“印从书出论”基础发展而来，进一步拓宽了印人篆印取材渠道，使印章取法外延大大扩展了，“开辟了文人流派印章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对后世印坛的发展同样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此外，赵之谦的“巧拙论辩”也构成清代印章批评和审美的重要部分，在当时及后世引发了强烈反响。
总体而言，黄惇先生的这本书是近年国内印学理论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佳作，他通过对审美观念的揭示来帮助读者更加清晰地透视历代印章风格演变的原委，如对“汉印审美观”、“自然天趣说”、“传神论”、“印如其人说”、“笔意表现论”、“印从书出论”、“论外求印论”、“巧拙论”、“入古出新论”、“学养论”等印史上知名印论的形成渊源、论者背景、印论文字精要做了精到的阐述和深入细致的考证。根据这个主线进行展述也使得读者在阅读该书时更易把握住脉络和重点。
黄惇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在印论考证方面更得显见。他在本书中对一些业界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观点。比如他认为对汉印审美观的推崇始于元代、明代徐上达《印法参同》被剽窃和引用问题的阐述，何震《续学古编》的伪托辩讹，周应愿《印说》部分内容的纠偏和该书印史地位的肯定等等。类似的穷本追源的印论考证在这本书中屡见不鲜，在书中不仅对不同审美观念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深度剖析和比较分析，书中引用的大量的文献史论和考证内容也使得该书在印论史料的内容呈现方面十分丰富可读。黄惇先生这种致力于“去伪存真”、通过大量史料考证来力求正本清源的做法是非常令人钦佩和尊重的。
这本书是黄惇先生在花费近十年时间收集和阅读近百万字的古代印论资料后撰写而成，而成书更是得益于黄惇先生自身在篆印方面的大量实践和数十年从事高校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所积累的深厚功底。本书以印章审美观念的发展为链条，力图去理清印论发生发展的脉络，同时在考订校勘、去伪存真方面也不遗余力，引经据典，内容翔实，不乏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不失为一本学习和了解我国民国以前古代印论概貌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