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通讯员郭楠
“在今天，我们是和无法亲临现场的他们共襄盛举。”
1月15日，高帆摄影艺术馆开幕的日子，高初站在他们的故乡，杭州萧山，他们，“站”在他的身后。
这句开场白，仿佛两个现场的叠加。
高初在开馆仪式上。背后，是祖父高帆在年拍摄的《临汾战役，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
他们——高初的祖父高帆、祖母牛畏予，两人在革命的战火中相识，成为摄影伉俪。
年6月，93岁的祖母离开了，她是新中国时期杰出的女性摄影记者，也被认为是世界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女性摄影家之一。在简单的告别之后，全家在6月7日上午来到了萧山南阳的水文站。牛畏予的骨灰撒入了钱塘江中。
年，也是6月，高帆去世后的一天，也是这样的场景。
高帆和牛畏予以这样的方式又团聚在了一起。
高帆和牛畏予
牛畏予和高帆
年1月15日，他们一起回家了，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开馆特展的主题。
“这是16岁即投身革命的远行游子高帆，埋于心中并不轻易表达的对于家乡的深厚感情。这样的情感使得我们全家感怀和铭记，纪念并践行。”
祖父不爱说话，他的话，在三个身份里：战地摄影记者，画报编辑，党史、战争史的史料整理者。
他的现场，在战场。高初的现场，在祖父留下的十多个牛皮纸箱里，在自己每天出门必须要带的十块硬盘里。
1.
祖父的话，可能是一只小瓷杯。
它比一个拳头还小，安放在独立展柜里，上面印有一个荷兰风车图。人们弯腰看它的时候，定会注意到玻璃展柜后垂下的一幅书法，那是高帆的字：香樟坞里水，丹枫赭山石。
萧山人知道，诗里嵌入了一个地名：赭山坞里，这是高帆生长的地方，他叫自己赭山坞人。
小时候，母亲高氏用的就是这只杯子——高帆原名冯声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改名“高帆”，随母姓，奔赴延安。
高帆很小的时候，父母去世。父亲抽大烟把家败光了，凋零的家里，却珍藏着一只外销瓷。
杯子旁边，放着一只相机包装纸盒，上面贴了一张纸，是高帆的字：母亲留下的遗物，姐姐保存至今。八三年交我带回北京。现姐姐已作古。（卒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十一岁）
怕高帆把杯子打破，杯子一直由高帆的姐姐保存。年，萧山，72岁的姐姐终于见到了61岁的弟弟。
沧流未可源，高帆去何已。
16岁离开家乡后，高帆回来的次数不超过一个手。他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业结束后，主动要求跟随师先遣支队至太行前线。时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在高帆的笔记本上题字：“前进，中国的青年！”
那天，他回来了。姐姐把弟弟最珍视的杯子，交回到他手里，桌子上，撒着奶糖，香烟。
2.
展柜里有一张高帆的照片，贴在照相本上，大背头，梳得油光，看起来很像电影明星。
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光复了华北重镇、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光复的第一座省会城市。
对高初来说，光复张家口，还有两个意义。第一，不缺胶卷了，日本人留下的摄影物资特别多。
第二个意义，胜利后，不同的部队都进入这座城市，大家汇集在一起。
郑景康也从延安来了。
那时，他在《晋察冀画报》工作，本来要去东北，先在张家口停留。那天，郑景康和高帆在这里重逢了。
战友与同志的情谊，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小老弟，”郑景康一直这么叫他，“走，下馆子去！”
为了庆祝这一胜利的时刻，他们去了张家口最好的酒楼。郑景康是富家公子，他的父亲郑观应，晚清的实业家和爱国学者，著有《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书。那天，为了庆祝胜利，他当掉了手上的金镏子，付饭钱。
而高帆呢，从太行山下来，去理发，身上的虱子掉了一地——高初说，不知道有没有演绎的成分，但我们看到，他理了一个很帅气的头，找了一个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展厅里，高帆有一页笔记的背面，只写了两行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那一代摄影者和士兵之间，不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他不是一个跟了一段就要回报社工作的记者，他的一切和自己所跟随的连队相连，或者说，同生共死。
17岁，高帆得到了一台缴获的相机，因曾在浙江省立蚕桑专科学校学习过摄影知识，高帆开始了摄影生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队的士兵只有剿获了胶卷，摄影师才有胶卷用。有很多有才华的摄影师，如果运气不好，他的部队一直没缴获胶卷，他也没办法，可能改行做别的了。
年的高帆
每一个在战地摄影时期的优秀摄影家，至少参与过十几场甚至几十场战斗，多次负伤。有一位摄影家叫高粮，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年，也是他的百年诞辰。抗战初期，他已经是指挥官，后来爱上摄影，当了摄影记者。如果他跟随的部队的指挥官阵亡了，他就会去指挥作战。
这是个敢于冲锋的摄影师，为了保护他，很多警卫员阵亡了。
郝建国 摄 年5-6月，出击冀热察战役，上下店子战斗中，解放军晋察冀 3 纵队摄影记者袁苓(右)在火线上拍摄，河北
高帆摄年，太行山区军民在师政治部所在地涉县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明胶银盐。50.8cmx60.96cm
抗战时，很多战斗在夜里进行，但是晚上没有条件照相。他们拿着镁粉——因为掌握不好镁粉的量，经常烧到手。
那些夜里，炮火纷飞中，燃起一阵耀眼的镁光，人们不知道，这是一张照片的诞生。
几年前，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一位艺术家的全部资料在嘉德拍卖。高初专门去查看，在文代会代表们交换的纪念册上，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他突然看到爷爷的笔迹，是给友人的留念，也是一句自勉：“不要忘记当兵的！”
高帆 摄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年7月，北京
3.
高帆说，自己是个编画报的，他没有那么在意摄影的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原始底片存于解放军画报社，高帆和同事们一起，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保护、整理，陆续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等十余种党史、军史的图录和画册。
高初说，高帆不但是拍摄者，还是保存者、整理者和发表者，他为一代人在做这样的资料留存。
年，高帆已是癌症晚期，身体非常虚弱，医院，放弃治疗，在病床上主持编辑第二野战军大型图文集《天下之脊》（8卷本），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书稿内容的审定。
高帆
编辑部设在家里，每天早上9点，解放军画报社几位七八十岁的老编辑，每天早上9点，拎着包，坐着公交车，来家里上班了。
高初这位高中学生住在家里，就帮着订盒饭，给老先生们跑腿：扫描底片、复印资料、剪裁图片、誊写稿子。其实，这样的助理工作从初中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年，高帆准备首次摄影展，一屋子底片满地摊开，他看不清的地方，高初就帮着对底片。
他很不情愿，宁可找个理由离开家，比如去上奥数班——因为奥数可以让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突击班，就不用呆在家里。
早上4点，高帆把高初敲醒，“逼”着他看自己写字，他想写，老头儿又不让。“一个想让小孩陪又不知道怎么弄的讨人嫌的老头儿。”高初笑。
但每次过马路的时候，高帆会紧紧攥着高初的手。
有一天，高初偶然看到阁楼上还有一只红木箱子，是爷爷刻的字——雪花飘，棉衣到，高初打雪仗。高帆的木刻做得很好。
打开一看，是高初小时候的棉衣。
年秋天，高初去中科大读书，但也惦记着家里。每天都往家里寄一张给爷爷的明信片，谈谈读书，谈谈看到的景色。如果放假，仍是回到家里帮忙。
《天下之脊》这套书不仅是机构里的图像资料，很多老将军老战士也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个人照片和影集。这使得这部书有不少新的资料。
个人、家庭、家族保存的东西叫民间档案（在北美学界叫浮游档案）。在学术研究中，在公立机构档案之外，把家庭档案激活，这也算是一种前沿的历史研究方法。高初在扫描档案的时候发现，使用这些资料能很大地打破之前的宏大叙事，得到新的视野。
高帆、牛畏予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高陵、高萱、高腾
不管高初多不愿意，在家里上班的这几位老先生，是中国摄影史领域里最熟悉资料的人。这位小助理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了专业训练。他也知道好的摄影是什么样子，他也在那时开始摄影。
爷爷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高初跟所有老先生聊得都比爷爷要多。奶奶平时也很沉默。
有一次，他问奶奶，该怎么拍照，奶奶只说了三个字：侧逆光。
高帆把这个“诀窍”跟其他人一说，大家惊为天人，这个东西该怎么搞？
“拍正光时很平面，拍逆光就是剪影，最后你发现，侧逆光这三个字充满奥义。首先是逆光，背后要有补光，然后整个人的气质才能出来，侧光才有立体感。”
他又问爷爷，我该怎么拍？
高帆丢给了他一本伦勃朗的画册。
小时候的高初
4.
高帆的档案意识非常强，什么事情，都会写在纸上，不轻易丢掉一片纸。这一点，高初显然遗传了爷爷。
家里有很多信封。小信封套大信封，信封上是高帆的标注，大信封装在纸箱子。高初看着一屋子几十个牛皮纸箱，爷爷给自己打下了一个好基础，这是爷爷的一生，也是自己的起点。
高帆亲手制作的家庭相册：左图为高帆抱着大女儿高陵，右图为采访中的牛畏予
但他马上意识到第一个问题，底片的保存情况非常糟糕。
做专业摄影的人都知道，即便冲洗条件很好的底片，每过几十年，也要做一次化学上的维护。家里一张老照片拿出来，有时候会出现像油漆一样的光亮，这叫反银，化学性质不稳定，如果不去处理，几年之后，底片会吃进去其中的一些化学物质，消失的细节会越来越多，伤害是不可逆的。
随军摄影师借着月色冲洗胶片，之后在小溪漂洗，但化学药液不一定能洗干净。天不亮，挑在竹竿上，就跟着部队行军了。底片变成照片小样，摄影师写了一些简单的文字，包在马粪纸里，就又寄回到画报社。
在时间的长河里，底片慢慢腐烂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程最重要的资料。
高帆在野外拍摄
年高帆出访东欧时期照
高初要做的第一件事，拯救这些底片的原件。早十几年扫，细节清晰可见，那些脸都能看见，要是做晚了，底片的质量就不行了。
他还注意到一件事。
在部队转移的过程中，马粪纸很可能受潮，跟底片粘连。他们又在水里洗了洗，马粪纸溶解了，底片上的字，也消失不见了。
4万张底片里，有1万张是死的，一个字都没有。
这些底片有没有用？
高初看着这些底片——好漂亮，可是年代越早，死底片也就越多，但是，它们太重要了，必须想办法把它们拯救出来。
如何拯救，就是跟时间比赛。拯救的，不止底片，更重要也更难的救，是考证。
然而，图片中只有小部分在党史集上有一些简略的说法。而他们在考证中发现，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这些照片的信息——高初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有1/5是错的，“如果夸张一点说，甚至有1/3都是错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可能一场战斗没拍照，或者照片来不及送回来了，但我急着发，就找一个抽象一点的另一个战斗的照片来代替，反正大家也看不见。”
这是可以理解的。
没有电的放大照片是当下无法想象的，他们就在房顶上揭开一片瓦，下面放一张相纸，光投在相纸上，印晒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底片很厚，相纸的感光很弱，晒一张照片好慢。
有时候，飘来一片云彩，徐志摩会写诗，趴在房梁上的战士没空写诗，变身天气预报员，喊：云来了，我们再晒10分钟。
我们看到的照片并不完美，但这些照片加上故事，在高初眼里，太美了。
吴印咸，年，哨兵
冲洗的时候，摄影家也没有天秤，该怎么配药？用手抓，配出来的药一般都不完美，更何况这些药液还会受潮变质，毕竟在作战。
所以，每一张底片冲完之后，高初发现，每个人冲洗的样子都不同，或者说，每个人在不同时期冲洗的都不同。
想当科学家的超强大脑此刻又出场了。
高初根据这些冲洗不同的印迹，观察化学冲洗的状况，推断拍摄者是谁，是不是同一个人冲洗的，又救出了一批照片。
等于破案。
比如，他推测这是同一个人冲洗的，就带回给摄影家，让九十岁的老先生们讲述，就这样，又救出一批无名的照片。
还有一种考证：美丽的错误。
每一个摄影者跟随的都是特定的部队，每一个部队的行军路线的资料都是完备的，有迹可查，如此一来，高初就可以考证另一件事，部队有没有去这个地方打仗，随军的他有没有拍过这个地方。“如果他活着，我就问他，如果他去世了，我们就依据这样的方式做历史学的分辨。”
杨振亚先生拍过一张很著名的作品《战火烧到鸭绿江》。他还有一组照片，叫《部队行进在五台山》。高初查了行军路线，知道他的部队不可能去五台山。
那天，高初为这个话题和杨振亚先生聊了一个下午。后来终于明白，他们把五台山区泛化为五台山，他们就只说五台山，但五台山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标注五台山就比标注无名村落更醒目一些。
杨振亚，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年11月8日
高帆 太行八路军出击晋中攻打祁县 .明胶银盐 50.8cmx60.96cm
5.
高初拿着家里的资料去对照党史机构的资料，在繁杂的视觉档案里，他还发现了另一些很少有人在意的照片，爷爷那一代人在拍摄时，也不会有这个意识。
我们在历史书上常常看到一些精彩的配图，它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经典，这是历史的重要瞬间，比如百万雄师过大江，还有开国大典。
但高初说，这些照片可能只占这4万多件中的1/3。
另外的2/3是什么？
无名的肖像。不知名的战斗。
明天，这个战士就要冲锋了。前一天，随军摄影师要为他拍一张照片。他认真地洗了一次脸。布包里，层层叠包着两双新布鞋，从来没舍得穿。今天，他要换上新鞋。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他知道，这次定格，这张照片，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又隐约知道，由于物资匮乏，相机里很可能并没有胶片。
但他依然穿戴整齐，面对相机，摆好姿势，拍完可能是生命中最后一张或许是唯一的照片，明天，冲向九死一生的战场。
高初做了多个战地摄影家的口述史，大家会不约而同讲起这一幕。
战士们想通过这张照片，自豪地告诉所有人，他多么英勇无畏。这张照片对他来说，是一种感召力。
这张照片，会寄到何方，被谁看到？
几年前，高初带着团队在太行山区的村庄里收集保存在村民手里的抗战时期的资料，有很多惊讶的发现。看到这些资料他们才知道，战士牺牲后，这张照片是真的会送回他的家里。
家里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儿子第一次有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儿子为家里留下的唯一纪念，这张照片，比寄来任何东西都重要——整个村子里的人，可能都没有见过照片。
高帆 摄 年，太行山区涉县人民送郎参军。
6.
《摄影网》，名字听起来很时尚，让人以为是现代流行杂志。其实，这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一份摄影业务刊物。年11月，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为了指导部队的摄影工作，编印出版了《摄影网》，做为摄影技术刊物，分发给晋中解放区的摄影干事，前期为油印本，后改为铅印。
随着战争发展，每一个基层作战部队都会配一两名战地记者。从抗战初期一直到解放战争中，来到解放区工作摄影者都会开设摄影训练班，这是壮大队伍最有效的方式。但这些从事摄影工作的战士在入伍之前，绝大部分从未接触过摄影，加之文化水平不太高，《摄影网》就成为他们的摄影工具书，有的人甚至把随身携带、形影不离。
有一位战地摄影者曾在某一期《摄影网》上发文，大意是，为什么我拍得不好，因为我跟在士兵身后冲锋，我只能拍到他们的背影。
下一期刊物，刊登了他阵亡的消息。这一次，他又冲得太靠前了。
沙飞，年，东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内战时期，石少华在摄影训练班上授课
那个时候的相机是广角的，跟现在战场战地记者用的那种长焦头完全不同，拿着广角相机，你要是冲到前头，再转身拍一张是非常危险的。
高帆 摄 临汾战役，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年3-5月，山西。明胶银盐。50.8cmx60.96cm
无名者的肖像，在看见与被看见中，在无数次传递和讲述中，生出一种能量，转化为行动的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对于军事作战有极强的鼓动效果，它比文字重要。因为大家还不认字，虽然开始学字了。它也比木刻版画重要，对于士兵来说，那是真实的自己。所以，摄影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把它内化成了战争鼓动的一部分。这些，就是那些遗留的2/3的无名者的肖像。”
在高初看来，无名者的肖像，在某些程度上，意义要大于那些历史时刻——最重要的是人。
“对于图片的价值，我们会说这是影像史学，这对历史学很重要，但它是1万张，无名者的肖像是3万张，那3万张不就是革命史的动能吗？那不是关于人的吗？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战时的中国摄影史，我们讲述的主线就不同了。”高初说。
“过去，人们讲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史，一般都会按西方同时期的摄影史去看我们怎么写中国，这是现代主义的线索，但在这个框架里，我们乏善可陈，因为我们特殊的时期都在打仗，工作条件很有限，看的东西也不够多，视觉经验就那么点。所以，那3万张无名者的肖像所产生的动力，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高初发现，好像终于就有了一点问题意识，扩展了对于影像史学的角度，对于摄影史有了不一样的叙述的方式。
高帆 摄 参加庆祝活动的北平民众在天安门华表下。年2月9日。明胶银盐。60.96cmx50.8cm
无名的肖像中，还有另一个无名。
那一代随军摄影师很少在照片上署名。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羞耻，那么多人都死了，我凭什么要给自己留名？
但是，摄影署名这件事对高初很重要。不署名，就没法做个案研究，就没法观察群体之间如何互相学习，摄影如何开始变化，以及摄影和革命史之间的关系，比如革命的视觉化等等。这也是高初要考证的事。
战争时候，拍照片会牺牲，为了保存照片，也有牺牲。
摄影师跟着部队行军，突然遭到轰炸，马匹受惊，很可能有两箱东西都掉到水里，一箱是文件，一箱是摄影资料，都是特别累赘特别重的东西。但很多时候，人们会选择把文件扔了，也要留摄影。
“对，然后为了保护这些摄影资料，如果和敌人交战，那就是以保存资料为优先，那么就有人会牺牲。”高初说。
也有很多资料，只能深藏地下，再也回不来了。
高帆拍的照片里，有很多高初找不到底片。那时，部队转移的时候，在地上挖个坑，或者大坑里刨小坑，把带不走的东西埋下去藏起来。但是，如果部队转移，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再回去把它起出来。这种情况下，很多资料就会损失。不只是高帆的作品，很多摄影者的作品都是这样，画报上发表了很多，但是能保留的底片很少。
高帆在解放区
7.
年底开始，高初每天跑三家“90后”老先生的家，“跟一群发过光的人谈话”。
“高初，你今天能不能来。”
先生们想说更多，恨不得跟高初讲三天三夜。但高初去每家只呆一个小时，他说，留着下次吧。
高初知道，他们对自己说了许多一辈子都没提起的事情，他们的每一次讲述，就是一次透支生命，他们想通过高初，留下一份生活和革命生涯的印迹。
对于高初而言，这已经不是什么工作——没什么工作值得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去拼了命地做。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个好学者，也不算一个好的采访者，但我起码还能每天坐在那里，当一个称职的录音机。”
他自己建了一个工作室，所有的经费靠家里。那些年，有不少学生加入了他的采访和查阅资料团队，围绕着这批档案的整理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一百多人。他也在豆瓣号召小伙伴来帮忙。
“那个年代的豆瓣，你知道的，大家都可以用爱发电。”高初做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当年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我的能力只能管饭，即使这样也在半年内把我大学时倒卖相机攒下的两套哈苏卖掉。”
他们是因为对这个感兴趣吗？
“可能就觉得我太难了。”
你当时在豆瓣叫什么名字？
“保密。”
高初在豆瓣搜欧文潘诺夫斯基的一本英文原版书，没查到，却看到豆瓣网友danyboy写了一篇读后感，就给他发了豆邮，他把书传给了高初。那时，danyboy正在人大读博士做训诂学。后来，他就成了口述史团队的一位重要记者。
北大20多人记者团也加入了口述采访阵营，可是，他们都没有做过口述史，高初请来不同的老师一周给大家上一次课，然后集中去做口述。
年到年，他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一来就参与了“口述影像历史”丛书项目。其中有两辑是关于战地摄影师的，他个人的计划与任职的工作有所重合。
但高初想要的，和别人不同。别人要的是字，以及摄影家的代表作，他要的是50次采访、50个小时的录像，以及摄影家一生所有的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真的做不起高初想做的这个事，高初，你自己去做吧。
高帆带着团队采访了多个战地摄影者——实际是围绕着多个人，采访了多个人。如果对方已经去世，就只能采访周边的人，也就是说，多个人的口述史，才会复原图片的真实信息。
比如，郑景康先生年去世，那么围绕着他一个人的个案，高初就采访了40多个人。
“这个人特别重要，然后我也很爱他。”高初又做了一个爱他的萌萌手势，“但是他不在了，那没办法。做历史，在一个交界期是特别好做的，你有什么不确定的事儿，去问问他。比如我要研究安史之乱，我就去采访一下杨贵妃。但是如果都不见了，你就得靠考证。如果跟他相关的这些人大部分你都聊过，在他们那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再去做考证的时候，方向感就会很清晰。”
这样集中的口述采访，进行了四五年，一直到年，他调到中国美院。
并不是他不想继续谈下去，也是在这一年，年，他参加了17次告别。
17位做过口述史的老人去世了，这一代人不在了，他想继续做，也无法做了，他跟17位老人告别，跟这一代人告别。告别中，他慢慢发现，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依然是这一年，年，他从北京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院长给了他非常大的信任和支持，在中国美院建立了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机构。年，他又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公立美术馆的摄影部。在这些工作中，他和国内外几十位同事探讨、勾画了一张中国摄影如何往前走的蓝图。
而如今的高帆摄影艺术馆，也是中国美院和萧山在摄影领域的一次共建合作。
高初在导览
这里，并不是高帆的个人成就展，每一张照片里，有他的审美和他的视觉经验，他想过的生活和他遭逢的时代，不光是他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
晚年，高帆常写关于故乡的诗句，爱画鳜鱼，爱念“桃花流水鳜鱼肥”。他的每顿饭里都有梅干菜，高初也跟着吃。爷爷急了，会飚萧山话，高初听不懂。
给爷爷做口述“非常绝望”，无论说啥，爷爷可能只回答两三个字。即便现在，高初觉得自己也不一定有跟他做口述的能力，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和爷爷一起做了一件事。
生命最后的日子，高帆跟高初说起的，都是家乡。
他的骨灰撒入了家乡，高初也回到了这片地方工作。
祖孙俩完成了一次重叠，审美的，视觉的，血脉的。
左起：高腾（高帆之子）、高初（高帆之孙）、牛抗生（牛畏予之兄牛斗的长子）、高萱（高帆二女儿）、高陵（高帆大女儿）
钱报记者：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所谓摄影技术或者艺术本身，让我们反思，究竟什么是摄影艺术。战争年代，摄影的功能和作用究竟是什么？
高初：战争时期，摄影的作用主要在四类事情上。
第一是新闻摄影。摄影是一个现代社会现代政权信息流通的要素，像现在新闻的概念。战争时期，边区政府虽然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的根据地，但也有摄影科负责新闻摄影。
第二是战地记录，毕竟战争是特殊时期，摄影是一个历史证据。
第三是战争鼓动。在中国摄影史上，摄影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历史的见证者，我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四点，革命的视觉化。如果从偏新闻和传播的角度，可以把这个叫做图像的意识形态和图像的意识形态规范。图像的意识形态规范的标准线在不断变化，会带给我们对于一个事件的真实性不同的感受。
比如我祖母牛畏予的作品。
一个胶卷拍摄的内容，是两张发稿，两张留资料，八张退稿。两张发稿就是新闻宣传的内容。留资料的部分是历史见证。八张退稿叫艺术创作，艺术创作发不了了，就退回到作者手里。
所以，牛畏予为什么留下了这么庞大的资料库，是因为她是最在意八张退稿的一个摄影者，她是对自己摄影身份有认同的人。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两张发稿拍好了就得了，我就是去拍个现场，有的人会觉得我要对历史负责，我只要站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能多待半个小时？
年代，牛畏予在天安门附近工作。
牛畏予。喜欢这张
牛畏予
牛畏予。何香凝。年。明胶银盐。53.7cmx53.7cm
牛畏予。李德全设宴招待缅甸妇女代表团，宴会后一起跳舞。图为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左）与缅甸妇女代表。年10月20日。明胶银盐。54cmx53.7cm
牛畏予。裕容龄。年。明胶银盐。53.9cmx37cm
牛畏予。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员赵青在练功。年。明胶银盐。54.6cmx53.9cm
钱报记者：年，为什么决定回杭州工作？当时想做的事，现在完成了吗？接下去的计划是什么？
高初：年，我在十里店做一个关于伊莎白·柯鲁克家族的土地改革档案的研究。年，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与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柯鲁克夫妇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详细记录了土改试点十里店村土改复查的全过程。
（注：年，高初和王烁对伊莎白·柯鲁克进行了一百余次口述史采访，并整理了数十箱柯鲁克夫妇的摄影、日记、书信和田野笔记等档案，这些文献也结集在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的“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史料长编“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及其家族文献汇编”中。年，《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出版，这是中国美术学院摄影文献研究所对柯鲁克夫妇开展档案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十里店——大卫·柯鲁克在-年拍摄到的华北农村”展览中展出的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的家族文献
这个研究做完后，我去芝加哥大学的中国中心做报告，后来也去社科院作报告。其中有一次报告，中国美术学院的高世名教授是我的评议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中国美院有下乡实践的传统。年的时候，我就说，十里店这个地儿我挺熟的，很值得来。高世名教授就拉着黄孙权教授一起来了，我们三个人带着近三十个学生把村里搞得“鸡飞狗跳”。
（注：年8月15日，由高世名、贺照田、孙歌、高初牵头组织，铃木将久、程凯、李志毓等学者与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的研究生一行十余人分别由北京、东京和杭州出发，抵达武安，以十里店村为中心，进行了为期数天的晋冀鲁豫边区旧址的参访和讨论；年5月，围绕着十里店的数次调研的成果“十里店——大卫·柯鲁克在-48年间拍摄到的华北农村”展览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年10月由高世名、黄孙权、高初带队，协同跨媒体学院学生再次来到十里店进行为期十余日的田野考察，年12月在中国美院举办“十里店：学术田野和艺术考察”展览。）
随着相互了解，高世名老师问我要不要到美院来。年的我，心里其实装着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十年来我们围绕摄影做了很多文献和资料工作，现在需要把它变成学术界的一部分，要有研究所，要有学刊，要推动摄影史的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建立。此外就是，文献、档案、展览、出版是打通着的工作链条，这些工作需要协同展开。
第二件事情，摄影教育这个东西，学校教是很难教会的，摄影家是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但是有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界面。所以与其所我们需要大学里的很多摄影系，不如说我们需要有一个ICP（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我在琢磨中国的ICP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来到美院工作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推进新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
第二件事情，视觉研究不是空话，我们是唯一把过去封闭的体系但又是最珍贵最原始的资料，能够以非常学术性的态度，跟同行们交流的研究所，我们有很强的国际研究计划。然后在这个计划中，或者说从摄影史和中国研究计划中，最后找到了一个中国的美术馆，或者说摄影类的美术馆该如何走的方式，我们自己也明白了自己这张蓝图该怎么画。
这个工作从头做起，就是从媒体时代到美术馆的转型。同样的一批人完全不同的作品、完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制作和不同的展出方式，这些工作的体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个时代的转型，为美术馆和摄影的关系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方案。
我们也在尝试恢复一些重要的摄影家的照片，甚至仅仅是关于杭州的，我们也很愿意去挖掘。因为有心的人，还是会留下很多值得去传递的东西。但是摄影师自己是没有能力把作品美术馆化的，这就需要专业团队去介入，去为之努力。
我特别想做新的这一代人，但能力有限。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摄影师和战争年代的摄影师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牛畏予一个人就有好几万张照片。战争年代的四万件的资料是从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件资料中筛选出来的，我没具体算过，但是我知道我出门一般要带十块硬盘。
虽然我们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我们也希望用有限的钱，在已经形成档案的内容上，把它馆藏化，变成展览和画册。
我们新开一个改革开放的主题，虽然也不知道经费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知道，起码我们先做几个人，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方式出来。
我们现阶段最着急的还是战争时代的档案，因为那个阶段的底片都在腐烂。我们用什么样的工艺去做这件事，有非常严苛的要求，因为我们做错了，可能没有机会再做下一次，也会给其他同事提供一个很不好的样板。同时，国际同行们对我们也有期许，在认真检视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在做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好的、值得的方式，是正确的美术馆时代的方式，把这些资料留存下来。
无论是对于高帆还是对于馆，首先我们是延续高帆这一代人的工作，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一下都多少年过去了？七八十年。对，底片可能慢慢都要模糊不清了，这种糟糕的影片就真的快腐烂了，我还能够到原底的我会去保护，但大部分的东西我保护不了。
我们以个人的力量觉得这件事值得做，就先把它保护下来，最后再以个人的力量纷纷捐回去，这就完成了一个过程——从档案机构里腐烂-回到美术馆-它能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这就是这个馆存在的意义。
围绕这多个老先生的口述史，我们确实做了一个摄影群体的中国革命视觉档案，他们的前半段是战争时期，后半段是新中国时期，这两段时期是一个吸纳-转化-改造的关系，当然这是学术的说法。
但高帆馆的意义，不在于学术意义，而是对社会展示的意义，我们把正在腐烂的档案，把铁皮柜里的东西，变成了美术馆的馆藏，变成了大众的记忆。
部分图片由高帆摄影艺术馆提供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