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连环画，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往往会因为其接近大众的特点而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文化启蒙时期的卫生知识、生育知识、用电知识、生产技术普及知识；比如文革之中传单似的派性宣传、运动性的图解政治口号——连环画的这种功能经常使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突然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一种突然被强化的独树一帜的形势。
审视连环画的历史，我们注意到，它的这种实用性的特点经常使它本身陷入一种脱离开艺术的尴尬，在发挥了宣传与表达的功能以后，它们除了被收藏者特意收藏以外，就很难在艺术的殿堂里保留住自己的身影了。不过，这样的判断并非一贯正确。情势上的匆忙和艺术上的粗糙之间并非一定正相关，只要是出之于现实的自然，也未必就一定不会在艺术史上留下痕迹。翻阅八十多年前烽火年代里抗日根据地里既是战士又是画家的连环画作者们的作品，在那粗犷的线条和不甚讲究的形式里，我还是深切地感到了民族解放的血与火中产生的那一次连环画繁荣的可贵。
画家孙逊回忆说：“在抗敌三日刊上我曾连续发表着一个连环画《李铁牛》，配合着一个时期部队的中心工作，李铁牛总是以一个模范扎实的姿态出现于每个故事的场合里，因此，虽然画得技巧很差，但它却在军区部队中获得了相当大的作用。”（《晋察冀日报（抗敌报）》合订本第七集第96页，后面的引述也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还有另一说法，是陈铁耕木刻创作的该连环画。）《李铁牛》，故事生动，形象质朴，纪实性强，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把人和事用画面的方式以一种扣人心弦故事形式地表现出来，饶有情趣，在部队深入人心。很多战士都认为部队里就是有这么一位李铁牛，出于对他的喜爱和关怀，都急切地等着他被提升和立功。孙逊只好在连续发表半年以后，把李铁牛画成了班长，还让他入了党。这样一来，李铁牛就成了模范和光荣的代名词。李铁牛被提升以后，在内容上受了一些限制，不能很自由地表现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了，孙逊就决定让他“到延安去学习机械化”，为以后的战斗故事积蓄题材。李铁牛这一走，战士们就很想念，问一位下连队检查工作的干部，铁牛是不是牺牲了，怎么不见他了呢。那位干部说去延安学习机械化了，战士们立刻就欢呼起来。后来战士们看见作者孙逊就这样问他：李铁牛什么时候回来呀，都一年多了呀！这样的问话在作者的经历中并非独有，极大的鼓舞了他创作的积极性，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连环画作品在现实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孙逊的另外一部作品《不投降的小姑娘》在年被边区文联暨鲁迅奖金委员会评选为甲等作品，这本连环画说的是一个小姑娘大义凛然的拒绝伪县长夫妇的劝降的故事，画得非常有表现力，同样在战士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抗日根据地的另一位连环画画家曹振峰，创作了《打杀希特勒》、《平常的故事》、《子弟兵》（组画）、《五壮士》、《新时代英雄李勇》、《三八脱险记》、《李来贵》、《葛存村的故事》、《血战羊关》、《英雄集会》、《芦玉连诉苦》、《水》、《红谷米》（未完成）等数量众多的作品。他还在狼牙山油印出版了《连环画报》，成为一种战士们争相传阅的战地连环画画报。他的连环画作品《五壮士》，由四幅画组成。
第一幅，战士们正向山下射击；第二幅，敌人冲上来以后被战士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第三幅，战士们弹尽，砸枪，跳崖。第四幅，伪军立在山顶上，羞愧难当，流下了眼泪。后来，曹振峰在解放战争中，还在二纵队部队中开展“兵画兵‘的美术活动，并利用战斗的间隙，举办战士美术训练班，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在连队中出现了许多枪笔并举的战士画家，他们既是战斗者，又是战斗生活的描绘者，既是政治工作的助手，又是新区宣传的骨干。
在晋察冀的广大农村里，也有连环画的创作活动。年，盂平一区周三村的梁雍春绘制了《周三连环画报》、《周二连环画报》，在农村街头、集市展览，博得群众的热烈欢迎，既教育了群众，也鼓励了英雄的周三周二本人。还有以五区劳动军事相结合的模范郝聚和的实际战斗与生产工作经历为题材的连环画，也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抗日根据地的木刻连环画也很有名，它们普遍吸收了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长处，一般都用阳刻线条造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著名的作品有《羊倌李常话》（阎素，四幅）、《慰问前方好丈夫》（四幅）、《张有福的麦子》（力夫）、《王抗先一齐报名》（陈实，四幅），等等。年，田零创作了木刻连环画《边区妇女》。作者极为熟悉晋察冀的农村妇女，特别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舍生忘死、英雄刚毅的新女性。秦征创作了木刻连环画《边区儿童四季歌》，既有儿童的特点、情趣和晋察冀的新气象，又蕴含着抗战的激昂情绪。后来陆续结集出版的彦涵木刻华山文的《狼牙山五壮士》、娄霜木刻的《戎冠秀》、彦涵木刻华山文的《民兵的故事》、力群木刻的《小姑贤·刘保堂》（附有赵在青木刻之《崔贵武的家》）、安明阳木刻的《女英雄刘胡兰》等，是对这一时期的木刻连环画成就的很好总结。
抗日根据地的创作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木刻连环画的制作条件也非常有限。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就完全是抽时间挤时间创作出来的。当时，延安正处于大生产运动时，彦涵不是上山种地，就是在院子里摇车纺线，还要经常参加政治、文艺理论的学习讨论会，只有在夜间才能安下心来创作。在夜深人静，他总是在微弱的小油灯光下专心致志地刻画，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十六幅木刻画终于完成了，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为英雄刻画的心情是愉快的。画刻成后，他亲手拓印了五份原作，将木刻原版交延安印刷厂，用土产的“马兰纸”上机印刷。虽然油墨不佳、技术有限，印成质量很不理想，但能够这样成书出版也就很难得了。第一版印数很少，仅能在延安发行。
《走共产党的路听毛主席的话》是渤海画报社年编印的连环画，为该刊纪念“七一”和“七七”的增刊。增刊以连环画单行本的形式出现，这也是在战争时期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其制作的相对简单与节省，其传播与携带的方便，其任何阶层的读者都喜闻乐见的形式，固然是被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连环画这种形式本身在解放区的文化传播形式中的流行。
连环画这一画种在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的发扬光大，是因为它适应了战时宣传的直观性的需要，不仅调剂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吸引了战士们业余阅读的目光。时事以一种最为直观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中，就在大家的身边，就在战士们之中，连环画在这里具有了一种直接的话语媒介的功能，与战士们的战斗与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
历史总是要凭借着物证来叙说的，物证更多的时候不是证据本身而只是一个通往过去的时光的渠道，是一种遥望过去了的时光的途径。在今天，这些陈旧了的连环画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物证与途径，引导着我们进入某一段特定的历史之中，进入到特定的历史中的人们的内心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连环画创作虽然资料有限，资料本身也都零碎，甚至语焉不详，不过还是能让人翻阅着那些泛黄发脆的纸页的时候，触摸到既往时光里的诸多气息的。从这一个意义上说，连环画确是通向旧时光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