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中期以来，英语世界里的学者以不同角度构建了20世纪早期的中国现代艺术史。本文梳理了其中三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即中西二元架构下的中国现代艺术之被动性，解构二元论后的中国现代艺术之主体性和多元性，艺术与都市消费弥合中的中国现代艺术之大众性。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叙事模式的语境和演变过程，以探讨西方学者认知中国现代艺术的方式的突破，并借此思考新一代艺术史学者构建中国现代艺术史的责任。
在20世纪中期之前，由于欧美艺术博物馆、文化机构以及私人藏家主要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西方学界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像、书画、陶瓷等艺术形式，反映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的中国现代艺术不为学界所重视的事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比较有限。可以说，在20世纪全球现代艺术史的版图中，中国现代艺术是一位迟来者。
随着改革开放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中国现代艺术。学者们将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置于中国社会史和世界史的双重坐标下，阐释了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外向性。他们的研究虽然以社会文化方法（socioculturalapproach）为基础，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的叙事架构和分析角度呈现了明显的历时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艺术史叙事的进程，同时也映射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在认知方式上的变化。它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分析三种艺术史叙事的模式，以初步探讨这些问题。
恩斯特·费希尔著《艺术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方法》
封面，企鹅图书出版社（PenguinBooks）年出版
一、二元论的认知架构：中国现代艺术的被动性
苏利文（MichaelSullivan）和高美庆（KaoMayching）是最早一批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学者。苏利文在年出版的著作《20世纪中国美术》（ChineseArtintheTwentiethCentury，）向读者介绍了20世纪早期的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留日和留法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重要作品，并开拓性地谈论了中国现代木刻和漫画的写实性。然而，这本著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