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小字巾箱本古人的掌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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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箱本是指中国古时刻印的版框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其外型小巧细致,便于携带,深受一般士子民众的喜爱与收藏。然若追溯最早出现的巾箱本,据现今可证史料,应系自《南史齐衡阳王钧传》始。

史载南齐王萧钧(-)曾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又因广获流传,诸王乃争相仿效,“巾箱五经”自此而始。此类小尺寸的书籍袖珍精巧,被文人置于专门收纳头巾的箱箧之中,不仅方便随身携带,且易于收藏阅读,遂被称为巾箱本。萧钧或非创制巾箱本的第一人,然“巾箱五经”为众所学习取法,一时蔚为风潮,故可被视为开风气之先。其后,南朝梁元帝萧绎(-)起而效尤,所作在范围及数量上皆超越萧钧,显示当时流行的巾箱本已不再局限于文人伏案研读的儒家经典,而及于史部、子部及集部类图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巾箱”之名自南齐沿用至南宋,明清之际始渐为“袖珍”一词取代。时至今日,袖珍小本形制的发展趋势,亦已从注重易携便取的实用性逐渐转向强调精巧趣味的装饰性。“巾箱本”一名虽不再广为人知,袖珍本仍是大众喜爱的随身读物形式。

巾箱本五经

五经流传至唐初,学官将《春秋》分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又将《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传、三礼及原有的《诗》、《书》、《易》,合称“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官方加入《论语》、《孝经》及《尔雅》,与“九经”合称“十二经”。到了南宋,宋儒再将《孟子》纳入,而形成儒家典籍中的“十三经”。随着经典的定制与确立,古代文人巾箱中亦出现“九经”与“十三经”,并得获保存至今。

《五经》明嘉靖间(-)覆宋刊巾箱本

《五经》清乾隆十一年()武英殿刊古香斋袖珍本

《九经》明覆宋刊本

巾箱本的蓬勃发展

南齐王萧钧“巾箱五经”之后,聚书四十年,得书八万卷的南朝梁孝元帝萧绎即曾仿其作法,抄写袖珍小本。萧绎撰《金楼子聚书篇》提到:“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此项记载显示,萧绎所集卷帙浩繁,俱以细书手抄,且范围及数量皆已超越萧钧所作,自文人伏案研读的儒家经典扩增至各种类型的书籍。

《十七史详节》明正德十五年()建阳刘氏慎独斋刊本

《周礼》清光绪间(-)宜都杨氏影钞宋刊巾箱本

《识字教授书》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北宋、南宋之际,巾箱本开始蓬勃发展。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已使书籍的出版流通愈益快速。另一方面,民间书坊商家为迎合市场需求及追求商业利益,更不断出版经、史、子类文人仕进用书,以及科举考题大全、时文、字书、韵书、文人诗文集等。书坊刊刻名为“小本”、“小册”或“小书板”的巾箱本,虽无固定尺寸,然明显较一般开本更为袖珍。此类小本以其方便携带,便于流通及成本低廉等特性,在出版市场上广受欢迎,也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木刻本的刷印。清末,石版及铅版印刷术传入,书肆曾出现大量石印或铅印小册,成为文人选购书籍的另一种选择。

皇家藏袖珍

以抄写或刷印形式保存迄今的巾箱小册,因外观简朴而被认为多流传于民间坊肆,或供士子便取展读,或供藏家翫索鉴赏,难入皇室典藏或皇家出版大雅之堂。事实上,本院所藏皇室善本图书并不乏自宋而清的各类巾箱本,内容多为佛典经籍、皇子臣工精钞本、宫廷印本之属。

《妙法莲华经》宋刊欧体小字本

《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清乾隆间(-)王杰写刊本

《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乾隆间(-)内府乌丝栏写本

乾隆南巡纪程图清写绘本

清初康、雍、干三朝的皇家出版事业,除武英殿修书处以固定形式刷印的殿本图书外,亦可见皇帝亲自下旨制作或臣工进呈的袖珍本。此类迎合君王旨意而经客制化设计的小本小册,或着眼开本尺寸的形制规律,或注重装帧用料的富丽清雅,呈现出不同于民间巾箱本的风格样貌,也具体揭示了帝王个人品味与制作喜好。

大书配小书

开本尺寸或装帧形式,往往是书籍视觉美感的决定因素,也可能是读者购藏与否的考虑重点。古代官方刻书机构或民间书坊雕镂镌印的开版,通常是一种维护传统形制与因应时代潮流的抉择过程,是以最后刷印完成的书籍便会出现开本大小不一的情形,可被视为前人出版文化多元发展的另一面向。

《四书集注》清

《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清

《淳化阁帖》清

怀挟本

科举是古代一种考试抡才选官制度,考生尝刻意将科考用书制成“怀挟本”或“夹袋(夹带)册”,并携入考场,作为舞弊工具。怀挟本或录于巾上,或抄入衣袋夹缝,或藏至笔管,或见于砚底、鞋袜,虽已非书籍开本形式,功能与夹小板异曲同工。自宋迄清,此种因巾箱本出现而产生的小抄书,在国家考选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另类试场夹带文化。

《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宋刊巾箱本

《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明刊巾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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