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清代中晚期，民间年画达到了鼎盛阶段。木版年画艺术在历次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特别是“文革”破四旧运动中，首当其冲惨遭灭顶之灾。开封虽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祥地，但其历史遗存除河南大学王威先生仅存两张民国末年或建国初期所印年画外，河南境内至今竟然无一发现。
年,笔者由兰考县文化馆被抽调到开封地区群众艺术馆参与开封地区成立年画出版社的筹备工作。年，经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开封再度成立的朱仙镇年画（出版）社。建设之初，因史料奇缺，其研究、整理传统木版年画工作几乎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
年仲春，山东年画研究专家谢昌一先生专程来汴，告诉笔者上海鲁迅纪念馆尚存不少开封古版年画。这消息无疑是雪中送炭。我很快来到上海鲁迅纪念馆。该馆工作人员告诉我，鲁迅留下的书籍、用具、遗物等均系“国家文物”，婉言谢绝查阅。不久，我赴浙江美术学院寻查史料的机会，又绕道上海，想再一次说服他们能否给予特别的关照。我虽苦苦相求，依然空手而归。
我去北京中国美术馆看望著名版画家刘岘先生。当时我并不了解刘岘与鲁迅的交往和友谊。无意间我们谈及上海查阅鲁迅藏画两次受阻的经历……。“那年画就是我送给鲁迅的！”刘岘先生脱口而出。与先生分手时，他把一封写好的便信交给我，并嘱咐：“你不妨再跑一趟，可直接找馆长周伯英同志。”
前后月余，我三次到上海。一踏入鲁迅纪念馆，工作人员就说：“你怎么又来了？”我并不作答，径直进入办公室。我抽出刘岘先生的亲笔信，递给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位长者。他接过信，看后又交给威在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并在他们之间传看。他们交换眼色、小声议论。我忐忑不安地立在桌前，生怕再遭拒绝。然后，那位长者面带笑容地说：“即然是刘老介绍他来，那就让他看吧。”我如释重负，想必那位长者就是周伯英同志。
片刻，工作人员带着白手套，推出一小不锈钢工作车，来到我面前。她小心翼翼地从袋中取出显然已经托裱过年画，供我拍照、记录。我迅速拿出相机，手似乎在颤抖。我用两部相机，负片、反转片一口气拍完。这是第一次看到原汁原味的古板开封年画。为此我几经周折，三次来沪，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这批年画全部采用德国、日本进口化工颜料，虽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鲜艳如初，刻印俱佳，弥足珍贵。为我们研究近代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变迁和整理、复刻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回汴后，我带着这些珍贵的史料又一次来到北京，拜访著名年画收藏家、研究专家王树村。王树村家藏全国各地年画万余张，一生年画专著与身等高。王先生说：“鲁迅是开封木版年画最早的收藏者，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是开封木版年画国内最早的存世品。”他认为：北宋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的记载“反映了殿版及坊刻年画艺术之普及，故而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民间年画者，咸以为年画最晚出现于北宋，发祥地为河南开封。”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岘受木版年画影响，自学木刻。先到国立北平艺专，后转考上海美专。他积极响应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18岁的刘岘与52岁的鲁迅成了忘年交。据刘岘回忆，他曾两次寄、送给鲁迅的年画有“百把十张。因鲁迅四处颠簸，其物品多有散失，年画自然也遗失不少。这26张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笔者曾多次就送鲁迅年画的来龙去脉等问题征询过刘岘先生。刘岘说：“民国时期开封市东、西大街、南、北书店街是生产销售木版年画最为集中的街区。五颜六色的木版年画是他青少年时的最爱。因自学木刻，他经常光顾这些年画作坊。每年年终把大人给的零用钱都买了年画。这些历史遗存皆为民国时期开封所产，当印制于年间。
刘岘又说：“年春，我如约来到上海四川北路日本人内山完造所开的内山书店。鲁迅坐在藤椅上，一手拿着香烟，一手不停地翻看我送去的年画。他笑眯着眼说：“这些木刻朴实，不染脂粉，人物没有媚态，色彩浓重，也乡土味，具有北方木刻年画的独有特色。”
多年来，笔者对鲁迅藏品反复考证和研究，发现这批年画当时就是旧版拓印，半数以上都是孤本。是刘岘先生的慧眼和学识，才使“河南门神一类”的古老文化与鲁迅先生结缘，才有幸得到鲁迅如此精辟的评价。它的发现无可争辩的验证了朱仙镇衰落之后，年画作坊相继迁往开封市经营的历史事实。此时艺人早已与时俱进用化工颜料取代费工费时配色工艺。
明末清初，朱仙镇因贾鲁河而兴，木版年画在此发扬光大是开封木版年画的延续和发展。清末朱仙镇又因河道淤塞而迅速衰落，年画业全部迁往开封。建国后开封两次率先成立年画社，所刻印的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年画王树村先生多有收藏，就是最好的见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王树村到开封朱仙镇年画生产合作社考察，拍照。年元旦以《朱仙镇年画》为题，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对开封年画的创新发展寄予厚望。可见朱仙镇年画之称谓，源于当年年画社社名。此前并无此称谓。
19年秋，薄松年先生应邀来开封年画社讲学和辅导年画创作学习班。他在专文中写道：“明清之际年画点染套色愈见鲜丽，出现木板年画盛期。然年画最古始于门画，版印则以开封最早。朱仙镇位于开封西南，盛产门神年画，溯其渊源当与北宋开封年画有关。”
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图文并茂整版篇幅，刊发王树村所珍藏的开封年画和《历史悠久的开封年画》一文。王树村认为：《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反映了殿版及坊刻年画艺术之普及，故而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民间年画者，咸以为年画最晚出现于北宋，发祥地为河南开封。”这一结论早已在年“杨柳青国际年画艺术节学术讨论会上成为业内共识。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木版年画源于北宋开封，明代开封“纸马铺遍布全城”及之后的复兴和普及，直至民国始终统领中原木版年画的新潮流。建国后的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专业出版社，一直没有中断。开封年画的名称和独特的历史地位，牵涉到中国木版年画历史和演变过程，王树村先生还在《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书中称：“河南开封民代纸马之繁荣盛况并不亚于北宋。”笔者也在佚名《如梦录》书中看到，明代纸马铺分布的街道、区域之名称延用至今的就有13处之多。
然而，一些权威学者明知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木版年画因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日渐式微。民国末年因胶印年画的出现和时局动荡，木版年画老字号多苟延残喘。少有新人再入师学徒，以此为业。建国后木版年画多被视为封建迷信品品，多方限制。之后的破除迷信，兴无灭资、公私合营、以及“文革”破四旧运动的毁灭性摧残，木版年画艺术在（河南）几乎灭绝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有人却腻想出年画“五代传承”的神话。
笔者长期从事木版年画收集整理工作，30多年来，走访过省内外不少老艺人，尚未发现一个有上溯两代的年画艺人。木版年画自宋代发端起就是商品。一张年画到民众门上牵涉画、刻、印（大店即印制、批发，不零售）、卖四个行当分工而成。年画业主只有广招印画徒工，才能参与竞争成为老字号。家族式传承并非木版年画行业的主流。恰恰说明你是规模不大的小作坊。笔者认为，旧时所谓的老字号、老店铺、老艺人一开始是以经商、营利为目的的，并非为了创造艺术，传播文化。
年代之后，胶印年画已逐步取代了木版门神画。至“文革”，木版年画业已断三代，何来“五代传承”？事实上，木版年画只有少数画家和文化工作者在它遭受摧残时，凭着社会责任和偏爱、不顾个人安危，加以保护、研究和创新。这才是真正的所谓“文化自觉”。收藏旧版和史料的恰恰是各级专业文化场馆，其传承（保护）主体早已改变和转移。所谓的“五代传承”完全就是一个伪命题、伪民间、伪文化！但它被作为申报、批准非遗传承人的硬性标准，而其艺术水准则却几乎被忽略。艺人被迫上挂下连，编造谎言。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理论混乱和危害，纠正起来要比治理一条污染的河流更加困难。笔者对此忧心忡忡。
朱仙镇是在全国木版年画技艺得以普及时才有年画生产，且晚于开封余年，谎称鼻祖，显然是极不严肃的结论。在这次“非遗”普查工作中应在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准确定位，加以更正。然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仍以“朱仙镇卷”命名，其非遗保护“成果”不仅违背历史的真实，也有悖“申遗”保护的初衷。致使人们仅从字面上肤浅地误认为朱仙镇年画就是朱仙镇的年画。并助长一些毫无历史常识的人，以此否定开封年画的存在和历史地位。在浮躁学风的捧杀和炒作下，将木版年画艺术视为“土的掉渣”的“草根文化”。不少以营利为目的，对文化遗产毫无敬畏之心的人，不仅随意编造历史，以讹传讹，还以经过删改，面目全非的劣质年画，谎称“老版新印”，忽悠、欺骗心地善良的消费者。这无疑是一次新的破坏和毁灭。
以开封木板年画艺术为标志的河南民间艺术，不仅是开封宋文化的代表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开封年画的历史就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历史。更名本身就是保护成果。笔者长期以来力主将“朱仙镇年画”名称改称“开封年画。”但因人微言轻，不少人都认为在社会各界“文化自觉”已成为一种奢望的情况下，这一原本十分急切的问题在“地毯式”普查、保护中被有意忽略。纠正起来变得更加“难办”。在中国民间，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年画已不仅是节日的装饰品，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它成为反映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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