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琦老师是“巨川雅集”的发起人，同时也是本次雅集的第三位发言人，陈琦老师的艺术创作中很早就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近些年来他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水印木刻，一方面也进行水印木刻版画边界的探索，陈琦先生作为雅集发起人身份上是多重的，艺术家，理论研究者，同时也是版画教育家，陈琦工作室发起“Art陈琦”订阅号的写作计划，促进对于当代中国水印艺术的探讨，同时于年发起“中国水印青年计划”，致力于帮助青年人进行展览和研究等活动。
同样也是年，陈琦老师出版了《中国水印木刻的技术与观念》一书，用近乎于百科全书的方式论述了关于中国水印木刻的方方面面。今年陈琦老师发起了“巨川雅集”，旨在推动实际的水印木刻交流活动，陈琦老师的发言集中围绕着“文化自觉”来回应本次雅集的题目。
——论坛主持：段少锋关于发言嘉宾：陈琦，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馆展览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陈琦老师一、文化身份与水印艺术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华祥和方利民老师参加这次论坛。这次我们请的嘉宾非常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讲得更充分，两位老师能够来谈有关“今天重提水印”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王华祥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杰出的版画艺术家。他在中国的无主版套色木刻创作上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版画尤其是木版画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这些年，王老师在主持美院版画系工作的同时也兼任国际学院版画联盟主席。国际学院版画联盟成员以院校为主，跟我们的本职工作版画教育密切相关。因为有这么一个国际版画教育平台，使得王老师能够用开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待问题。
王华祥《贵州人之一》36.8×27.7cm彩色木刻年以前我们可能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有种隐约的察觉，但是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及与他民族面对面凝视的深入思考。刚才华祥老师讲得很好，他讲到了自己在和国际同行交流时的这种感受，这不仅反映了他有很高的艺术视野，还有一种文化责任。这种肩负的文化责任感可能和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有关系，我们身上总有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总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民族，或为我们这个时代去做一些实事。所以刚才王华祥老师所讲的这些内容，也是这些年我的所思所想。
二、作为媒介的水印木刻到文化自觉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的艺术创作基本上是以水印木刻为主要表现媒介。为什么会选择水印？当然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80年代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要是去做其它的版种，可能赶不上西方，自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版画家。因为那些版种技术并不源于我的母文化，因此在那些媒介里要去做我深度的思想表达，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语境困难和技术障碍。水印版画最开始我根本没有看入眼，觉得土。那时候年轻，看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后来重新去审视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才发现，中国的文化实在是太伟大了！
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从水印版画开始，而是在古代的青铜、陶瓷、器具、书法、绘画上面开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意识系统性来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比较研究一直延续到-年我的博士课题研究。通过研究，我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水印木刻产生于中国，和铜版画、石版画产生于欧洲都不是偶然的事件发生，而是各自文明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种演化进程逻辑，以及从文化内核生发出来的艺术形态路径，我们就会确立一种自信，同时也会明白艺术媒介本身自带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要承接祖先的优秀文化传统，贡献我们这代人的升华，让升华的璀璨成为传统之链的一环，延续下去。我以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文化责任。《无去来处-I》光影装置××cm年《观象No.2》纸雕装置20××30cm年
刚才华祥老师讲，欧洲文艺复兴，铜版画出现以后，中国版画基本就失去了话语权。我想这个话语权的失去其实跟近现代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都有关。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图书出版以及插图的需要等，这些因素可能都让西方的整个文化发展到了一种超前的繁荣状况，并随着资本扩充，工业化进程以及后来的全球殖民化，最终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方利民老师刚才讲，中国过去并没有版画的概念。的确如此，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美术教育体系不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吗？既然整个学术体系都是它们的，自然很多学术标准，评价体系就是西方的。源头在西方，我们始终跟在它们的身后，没有任何机会。因此，今天我们重提水印版画，在当下语境中有它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它的现实性前提，在于改革开放40年让中国从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大国。这个背景之下，除了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外，文化的影响其实更为重要。从某种观察角度上讲，西方可能觉得你很有钱，觉得你的经济体量很大，但你的文化不行。事实上西方很傲慢，它们并没有认为我们的文化强大，这也导致我们在和西方交流的时候处在不对等状态，我们还是惯性的按照西方设定的标准和话语，以及分配给我们既定的角色来去做“交流的行为”。王华祥老师刚才讲了80年代，中国一些艺术家在国际交流时常使用的策略便是中国“文化标签”，这个词用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可以想一想，90年代有很多的国产电影频繁获得国际奖，实际上也是运用了文化标签的策略。《霸王别姬》电影海报
《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海报我想，在那个历史时期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策略性的合理。但是在今天可能这种策略就未必能行得通。像刚才方利民老师讲，一个西方的教育者，他跑了很远的路到中国来，他希望看到什么？他当然是希望看到不同于他母文化的另一种璀璨的文明。中国是具有灿烂悠久文明的一个国度，你用什么样的作品和你的国际同行交流，其实成为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经常面临的一种尴尬。
这些年，我四次参加银川国际版画展。银川做得很彻底，每年和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合作，第一届是中美，第二届是中英，然后是中意和中德。主办方每次都邀请我，我想可能源于我是做水印版画的。每一次我都带自己最新，最具视觉表现力的作品过去，希望通过作品和西方同行交流并告诉他们几个基本认识。“银川对话——中国·德国版画作品联展”开幕式第一，中国金刚经的版画比你们西方早年，我们有悠久的版画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在你们西方的有关版画文献以及你们的表述里面很少提及，或者是一带而过的。我常想，这究竟是他们无知？还是出于他们的傲慢？第二，水印版画不是西方印象中的传统中国的古籍插图，水印版画有丰富的当代表现，而且这种当代的表现超出你的想象。所以当他们看到我那些巨大的作品时，是非常吃惊的，他们从未看过这样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的视野里面，东方的版画只有浮世绘，而要命的是，在西方很多艺术史学家，包括我们的同行里面，他们也都认为中国的水印木刻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我要告诉他们，日本的浮世绘是中国8世纪姑苏版画，由外贸渠道传到日本，最后影响了浮世绘版画。三、水印的教学研究与未来
我们被国际同行曲解，他们对我们文化那么缺少认知，我觉得不怪别人，责任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没有看得起自己的祖先，我们没有把祖先优秀的传统传承下来，我们是有责任的！尤其我们作为高校的老师，我们是中国版画教育者，我们有这种责任，要把我们伟大的传统告诉我们的学生，不管我们的同学以后是否从事水印木刻，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那么丰富悠久优秀的传统，而且有大量的，我们同时代的艺术家在做水印版画，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正因如此，华祥老师刚才讲的特别好，中央美院作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术院校，我们有这种文化责任来倡导发展中国的水印版画。现在美院版画系第一工作室的教学定位在中国当代水印版画，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且是具有历史性的，它的示范作用以后会慢慢显现出来。当然我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包括黄洋、杨宏伟，还有方利民老师以及国内的同行们大家一起使劲，要超越院校之间的小我竞争，合力把中国水印木刻艺术发扬光大。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水印版画人才培养计划”开课仪式现场合影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水印版画重大题材人才培养计划”合影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水印木刻版画艺术创作人才培养”班合影
这些年我做了一些理论研究工作，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水印木刻绝对不是一个技术版种。如果仅仅把它理解成一个版种，就把它看得太小了。就像方利民老师刚才所讲，水印版画的宽容度和语言的可能性是其他版种无法比拟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是因为中国思想本身就具有无比宽容性和无限可能性。想象一下，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进程中，其包容性之大，非其他文明可比。不讲我们思想史上的儒道释融合，就讲中国融合了多少民族，可以想象中华文化的包容广度。如果我们能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水印木刻，水印木刻便能够从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版画版种，真正上升到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达。今天我非常欣喜的看到，有那么多年轻的艺术家，其中在座的还有很多是专业艺术院校里的骨干老师，你们都有这种文化自觉，都在全力倡导水印木刻的教学和传播，我很欣慰。我觉得中国的水印版画一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一定会有璀璨的明天。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召开的“巨川雅集”仅是一个开端，以后会经常来办。对雅集的学术定位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水印版画的理论探讨；第二是创作实践的交流；最后一个非常重要，我希望雅集能够成为水印版画教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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