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庙山桂香殿大门上的木刻年画
文昌文化衍生梓潼年画丰富题材
冬日暖阳，令人特别惬意。行走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内，地上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就如在斑驳的光影中，静静看着人来人往的梓潼年画素材一样，历史悠远，岁月悠长。
大庙内的一个角落里，围着一群游客。这是非遗项目“梓潼年画传承人”罗智婉的工作室。“罗老师的年画主要取材于梓潼七曲山大庙，对于梓潼文昌文化的传播和理解，有很大的意义……”一位正在欣赏《文昌巡游图》的游客说。
“随着文昌信仰崇拜的兴盛和文昌文化的传播，民间画匠纷纷以文昌传说和故事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木刻雕版画、壁画、年画等，广布于庙宇祠堂，后来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正在忙活的罗智婉，聊起梓潼年画，话匣子就关不住。
梓潼县七曲山大庙被誉为“文昌祖庭”。文昌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据罗智婉介绍，宋元时期，由于文昌文化的传播，梓潼涌现大量的木雕年画工匠艺人，他们采用木刻雕版印制文昌经诰、插图，绘文昌画像，塑文昌泥塑，镌刻文昌雕像等。元仁宗敕封梓潼神为文昌帝君后，在科举制度的助推下，木刻雕版印刷《文昌阴骘文像注》《阴骘文图证》等书籍时，出现大量插图，仅《文昌阴骘文像注》和《阴骘文图证》就有文昌系列插图余幅，其笔调简约，富有神韵，构图讲究。那时候，梓潼木版刻印庄遍布城乡，除刻印经卷外，民间画匠、刻工们还大量刻印梓潼年画，如《文昌加冠(官)》《文昌晋鹿(禄)》《麒麟送子》《披红状元》《鹿鹤同春》《蟾宫折桂》等。
“梓潼年画因地域原因及独特的绘画语言，与其他年画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别，内容独树一帜，以文昌神话传说故事、文昌民俗传统、梓潼民间传说及吉祥欢愉题材为主，具有用笔简约、构图生动、手法圆润、色彩雅致、画面活泼等特点。”罗智婉说，传统的梓潼年画用木刻雕版印制，先将图案刻在木板上，再印制成单色版画或套色版画。明清至民国，多是印制成单色版画，然后上色、开脸，“如今的梓潼年画，多以彩绘为主，先画图，再上色、开脸。”
木刻雕版承载梓潼年画悠长岁月
走进罗智婉在梓潼县城的家中，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块年画木刻和雕版。这是罗智婉醉心于梓潼年画的传承、打捞、恢复30多年来，走村串户，一块一块从梓潼及其周边剑阁、元山等地陆续收集来的。随便拿起一块木刻年画雕版，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岁月的悠远。每块木刻年画雕版大约拇指厚，沉甸甸地，“这些木刻年画雕版共有50多块，基本都是濒临失传的明清至民国期间珍贵的梓潼年画木刻雕版，完善了梓潼年画断代传承没有古代实物的遗憾。”罗智婉说，这些雕版绝大部分是楠木雕刻，“这些雕版线条劲健大胆、造型生动自然、构图精美传神，尺寸多样、种类丰富……是很难再造的地方特有文化及历史文化遗产。”
在七曲山文昌宫配殿关帝庙，刻有四幅文昌帝君门神年画的关帝庙大门显得格外厚重和古朴。这些年画占据了厚重木门的上部三分之一面积，采用木刻雕版，分外绚丽和吸引眼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了文化需求的增长。上世纪80年代末，梓潼县不少有识之士倡议，挖掘整理文昌文化的有关资料，引起了县上相关领导的重视，而县政协也成立了梓潼年画小组。当时，罗智婉是梓潼县文化馆干事，她自幼家学渊源，有深厚的书法、绘画功底，顺理成章成为年画小组的重要成员。一位画界前辈还给她建议，梓潼文昌文化丰富，绘画素材很多，你应该好好挖掘。此后，罗智婉有空就去造访七曲山大庙，在大庙建筑群、文昌经诰中发现了不少文昌木刻图，这让她兴趣陡增。她走访民间，搜集到武将门刻画、文官门刻图、《鹿鹤同春图》木刻图等大量梓潼年画木刻图本。
罗智婉作品《文昌巡游图》
中国年画凸显梓潼年画历史辉煌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可你知道吗，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根在梓潼!”罗智婉说。
查看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编纂的《杨家埠志》，上面记载，杨家埠木版年画起源于杨家埠村，从业者多是杨氏家族后裔。而杨氏一族，原籍四川成都府梓潼县人，自前明洪武年间迁潍。同时，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川北梓潼等地先后发生赵和尚起义、明玉珍抗元等战争，梓潼年画艺人杨伯达为躲避战乱，从梓潼远迁至山东，也将梓潼年画带了过去，创立杨家埠年画。
年和年，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志办副主编谭家政为编纂《杨家埠志》，曾两次到梓潼县走访调查，并带来杨家埠的杨氏族谱、碑文，明清潍坊年画样品。今专家考证，迁往山东潍坊的杨氏即梓潼县城中和街和杨家拐杨氏中的一脉。
年3月，罗智婉以梓潼年画代表性传承人身份参加四川大学“国家艺术基金年画培训班”，随50余名全国各地年画传承人赴山东潍坊杨家埠学习考察，拜访了杨家埠年画代表性传承人——92岁高龄的杨洛书老人。杨洛书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源于四川梓潼。他还亲笔给罗智婉题词：“杨家埠木版年画源于四川梓潼。”
对比杨家埠木版年画与梓潼七曲山梓潼门神年画、壁画、文昌经诰中的木刻雕版画可以发现，两者有着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杨家埠木版年画所刻的龙凤、麒麟、彩云、花草，与七曲山梓潼门神年画中的景致构图完全一致;明代杨家埠木版年画中文臣武将身穿铠甲、胸前虎头护心镜等，与元代梓潼《文昌大洞仙经》中的木刻文昌帝君坐像胸前的蟒袍龙头护心镜极为相似;杨家埠木版年画“狮子把狗”中的“狗”，与七曲山大庙门前的“狻猊”形态完全一致。
十九世纪中后期，梓潼年画因画面单一等原因，逐渐走向衰落。清末民初，梓潼木刻画匠多转向寺庙雕刻经书，或为民间雕刻幽冥卷板，单色年画成了附带产品。民国时期，梓潼出现石印业，雕版业随之衰落。如今，在梓潼的寺庙、古建筑及乡村老屋，仍有大量壁画及门神年画遗存。
梓潼年画内涵丰富，历史悠久，作为传承千年的民间艺术瑰宝，经历过辉煌，也曾经失落。如今，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罗智婉等非遗传承人的努力下，逐渐恢复了元气，获得了新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刘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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