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3把小提琴中，就有1把产自黄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旭东│江苏泰兴报道
年3月29日，黄桥镇凤灵乐器集团制琴技师在对提琴音箱进行修边整理（李响/摄）
仇新亮的名片很特别——一方小小的切割成提琴模样的木板，上书“靓琴坊提琴制作中心”。拴上闪亮的金属链，木刻名片更显精致。仇新亮是靓琴坊的创办人，他的靓琴坊就设在世界最大的小提琴生产企业凤灵集团的街对面。
凤灵集团一年生产各类提琴产品、吉他产品80万套，靓琴坊一年只制作不到把小提琴。“后生的”靓琴坊显然借了凤灵集团的东风，但凤灵集团并不以周边林立的个人乐器作坊为忤，二者和平共处。
它们所在之地，正是被誉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的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全球每3把小提琴中，就有1把产自这里。
登上巅峰
黄桥镇因著名的“黄桥决战”而名扬天下。黄桥人民踊跃支援前线，为新四军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曲黄桥烧饼歌，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黄桥成为“提琴之都”，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年，黄桥镇合并周边的数个乡镇，变成了拥有20多万人口的“超级乡镇”。原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乐器协会联合命名的“中国提琴之乡”溪桥镇，被并入新设立的黄桥镇。
随后，黄桥有了两个全国闻名的品牌——“黄桥烧饼”和“提琴之乡”。
数据显示，年，黄桥镇乐器及配套企业完成产值22.8亿元，销售收入24亿元，占全镇经济总量的20%左右。全镇拥有各类乐器生产企业多家，年产各类提琴70万把，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世界份额的30%。
这一切，肇始于年。
“那一年，几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下放到黄桥周边地区，帮上海提琴厂加工一些琴头、弓杆之类的零配件。”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介绍说。
年，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何彬也被下放到黄桥。“当音乐家碰到木匠，必然会碰出奇异的火花。”钱富民说。
年8月，当时的溪桥公社成立了乐器厂，由何彬负责乐器厂的技术，刚开始主要为上海提琴厂生产零配件。年4月22日，当地生产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诞生。那一年，李书进入溪桥乐器厂做学徒。
在黄桥的提琴发展史上，凤灵集团董事长李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土生土长的他与音乐最早的关联，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二胡。成为溪桥乐器厂的学徒后，他从做琴头学起，从保管员、会计、供销科长、生产科长，一路做到厂长。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机制和市场等多种原因，上海提琴厂下达的生产计划萎缩，溪桥提琴厂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年，还是副厂长的李书对内整顿风纪、调整生产布局，对外拓展合作、参加“广交会”，逐步将企业扭亏为盈。当年接管乐器厂后，李书10天内就开除了13个不服从管理的工人，从此留下了“霸道”的形象，但企业的管理开始变得顺畅起来。
年，李书抓住全国工业体制改革的机遇，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为期10年的联营协议，溪桥提琴厂变身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此举成为溪桥提琴产业腾飞的起点。为了这次合作，李书一个月内跑了11趟上海，把提琴生产的近道工序的价格背了个滚瓜烂熟。
年1月，发展壮大的溪桥乐器厂正式独立，不用再跟上海提琴厂四六分账。当年，它就成为国内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一年后，溪桥乐器厂更名为凤灵乐器有限公司，但当年国内小提琴市场趋于饱和，而镇上小提琴的制作水平较低，打不进国际市场，整个产业遇到了发展瓶颈。
在国外考察期间，李书先后从意大利、日本、韩国等买来产品，让所有的工人观察学习。随后，他一方面培养高水准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在材料和技术上钻研，很快研发出一种对提琴木料进行处理的新技术，大大提升了小提琴的音质，并迅速让黄桥小提琴的市场份额登上世界巅峰。
航母周围的小舢板
“上世纪80年代，凤灵乐器一家就可以代表黄桥的提琴产业，到90年代还占80%以上，现在大约只占全镇提琴产量的40%。”曾经在凤灵集团工作多年并对提琴产业深有研究的钱富民说。
如今，当地在工商注册的乐器企业已有家。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黄桥镇居民22万人，从事和提琴有关工作的多达3.5万人。
今年38岁的仇新亮，原来学的是针灸推拿，本是位中医按摩师。年与女朋友认识后，开始帮着准岳父销售小提琴。
当时，黄桥镇周边已经有很多家庭作坊式的提琴加工点。他们自己生产，自己销售，成为环绕航空母舰般的凤灵集团的小舢板，并与之齐头并进。
两年后，仇新亮开始跟着准岳父学习制作提琴，但制作小提琴是个精细活，家庭作坊做得不够精细，总是卖不出好价钱。于是，仇新亮拜当时泰兴有名的制琴师杨荣华为师，并于7年创办了自己的制作室——靓琴坊。
仇新亮对提琴制作技艺的追求并没有就此止步。“只要国内有类似的专家讲座，我都会努力去听、去学。学得越多，发现自己越无知。”正是因为对技艺的孜孜以求，年，仇新亮得以加入中国乐器协会提琴制作师分会，年成为该分会的理事。年，他考上国家二级提琴制作工，年被聘为全国乐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琴标准工作组组员。
“我学提琴制作，最初只是想把更多提琴销售出去。后来发现，提琴制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也是很神奇的事。”仇新亮笑着说，木板的厚度、弧度、油漆的质地等，都会对提琴的声音产生影响，值得研究、琢磨。
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很多人认为“泥腿子放下锄头就做琴”并打造出“提琴之乡”，“这是对艺术的一种亵渎。”钱富民对此有点气愤：“生产一把提琴，有近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需精心打磨。只有精于此道的工匠，才能完成。”
靓琴坊每年制作的近把提琴中，绝大多数由北京和广州的6位制琴师制作，他们按照仇新亮的设计加工零配件，最终由仇新亮负责装配调试。这些提琴，售价皆在千元以上。仇新亮每年只独立制作两把提琴，售价在5万元左右。
“能制作售价达到3万～5万元提琴的制琴师，黄桥镇有十多位。他们制作的提琴，有的能卖到十多万元。”对于目前的技艺，仇新亮仍觉不满意，他把希望放在了13岁的女儿身上。
“我们家到处是琴，周围邻居的孩子们都在学小提琴，耳濡目染，女儿就学了琴。我目前只会拉一些简单的提琴曲，专业的演奏者，更懂得琴的好坏。如果女儿将来能成为提琴老师，她就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来提升我的制琴技艺。”
曾经以黄桥决战、黄桥烧饼闻名于世的黄桥镇，如今更多因为小提琴而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下里巴人的大炉烧饼，阳春白雪的小提琴，成了黄桥镇的两大品牌。
年3月29日，黄桥镇建设中的提琴形状主题公园（李响/摄）
特色小镇
50多年的发展，黄桥镇从生产提琴配件开始，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制作小提琴近道工序中，每一道工序的相关产业都已在黄桥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小到音柱马桥，大到琴头面板，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尽管黄桥依然生产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入门级学生用琴，当年的“提琴之乡”已经升级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
钱富民介绍说，在黄桥现有乐器企业中，除了独占鳌头的凤灵集团，还有年产值多万元的企业一家，年产值0多万元的企业数十家，十几个人的家庭作坊上百家。
年，以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为核心打造的“琴韵小镇”，先后获批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全国特色小镇。
提琴产业的发展也助推着黄桥旅游业的提升。目前，黄桥拥有国内首家以提琴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体验旅游风景区和国内最大的乐器博物馆，凤灵集团则是全国工业旅游和出口示范基地，其开发的“提琴艺术之旅”，被列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黄桥新城区的亩音乐生态湖，形似一把小提琴，并配建了规模宏大的音乐喷泉。“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目的地”“第二届中国最具价值文化旅游目的地”等诸多荣誉称号纷纷花落黄桥。
“黄桥人不仅要会造琴，还要会拉琴、会赏乐。”钱富民说，黄桥正在积极打造一个3.17平方公里的乐器主题小镇——琴韵小镇，集乐器文化、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和生活体验于一体。
这项工程将分10年逐步实施，目前已完成30%左右。“届时，我们将不仅拥有体量庞大的乐器产业，还将推动音乐产业同步发展。”
打造“爱乐之城”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在提琴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与在玩具、服装、洗衣机、家具等领域的表现，并没有太大区别——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快速提升的技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而世界提琴行业的最高水平还是在欧洲。
但是，这种判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许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在中国的提琴之都，不同的人在做着相同的努力。
比如靓琴坊的仇新亮，正在琢磨如何制造出更精美的小提琴，并寄望女儿将来成为提琴教师，指导他更专业地提高制琴技艺；
比如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他正聚焦琴韵小镇，要把黄桥打造成乐器产业和音乐产业双轮驱动的“爱乐之城”；
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荃（中国加入国际提琴制作大师协会的第一人），年受聘为黄桥“琴韵小镇”名誉镇长，正努力帮助黄桥撕去“低端琴”的标签；
再比如凤灵集团的李书，他一直在考虑“让乐器像家具一样成为标配，让音乐成为生活的刚需”。
“0年左右，我就呼吁学校要重视艺术教育，凤灵集团会尽量提供支持。3年，我向当时的溪桥镇一次捐赠把小提琴。”李书说，那些年，只要是泰兴地区的学校推进艺术教育，他都以捐赠乐器的方式支持。最近一次，他向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校捐赠了60把尤克里里。
李书坦承，乐器产业对GDP的作用并不算大，但对艺术教育、对生活质量的提升，则有很大贡献。“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吃几个黄桥烧饼填饱肚子的日子，而要追求更快乐、更幸福，就要依靠乐器，依靠音乐。”
近十年来，黄桥镇累计培训各类音乐艺术人士1万多人次，连续3年举办“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活动。乐器艺术的普及教育，目前已同时在黄桥镇5个小学全面展开，不仅能使孩子们了解家乡的产业，更能在学琴过程中培养艺术爱好。
年5月，黄桥镇入选中国最美特色小城镇50强。“我们首先是因为有了特色产业，才因势利导打造成特色小镇，而不是凭空想象硬捏造出来的。”钱富民自信地说。
越来越多的黄桥人不仅会造琴，还会拉琴，会赏乐。不久的将来，谁能说世界最高端的手工提琴，不是出自黄桥工匠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