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今年收发了多少压岁钱小红包里有大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小小的红包不仅寄托了新年的祝福,自身也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们便使用过一种形似铜钱的民俗用品,用以避邪或祈求吉祥。这种“铜钱”叫作“厌胜钱”,又叫“压胜钱”或“花钱”。在晋朝周处的《风土记》中有文字记载:新春前后,“各相与赠送,谓‘馈岁’”。这一“馈岁”活动在西汉时期相当盛行,一直到今天,长辈给未成家的晚辈送压岁钱,就是古俗的遗风。

多福多金

春秋战国时期的红包——厌胜钱流传了两三千年,数量众多,其正面文字不外乎是“驱邪降福”“天下太平”“宜子保孙”等吉祥词语;背面多数是龙凤、龟蛇、斗剑等克敌制胜的祥和图案。文字和图案的组合,构成了“辟邪趋吉”的理念。今天红包上的文字和图案有所变化,出现了“恭贺新禧”“花开富贵”“龙凤呈祥”等现代吉语和图案,但是“辟邪趋吉”的理念亘古不变。

厌胜钱

红包能够传承到今天,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礼俗文化支撑着;二是我国有几个朝代曾出现过经济大发展、贸易很兴旺的局面,从而为红包文化的兴起注入了活力。

“两宋”时期,经济较为发达,老百姓图的是吉利发财,安居乐业。在当时商市里常见“祭财神”现象,也叫“拜利市”的礼仪,处处耳闻“讨利市”的口彩。比如过年,老人送小孩的压岁钱;婚庆时送礼金以及店家送买家、店家送乞丐等喜钱,都直呼“利市、利市”讨个口彩。

事林广记

在记载宋时生活风俗的文学作品中可见,民间举行婚礼更离不开“利市”两字。比如“拦门”仪式在婚礼中是常见的一个场景:新娘坐在花轿里,将要到夫家时,新娘不能立刻离轿而进夫家门,被拦门时要发“利市”。《事林广记》中有这样描写,唱道:

仙娥缥缈下人寰,咫尺荣归洞房间。今日门栏多喜色,花箱利市不须悭。

答道:

洞府都来咫尺间,门前无事苦遮拦,愧无利市堪抛掷,欲退无因进又难。

明清时期,市场上除了流通金属铸币之外,还出现了“交子”“银元票”等纸币,尤其是小额的“红纸零票”面世,更有助于红包文化的流行和发展。清朝官府内,上到皇帝下至百姓盛行用荷包装散银当作“押岁荷包”送、赏红包。自从出现“红纸零票”之后,相应出现了用纸张制成的封袋,对红包文化载体而言,起着转型和替代作用。

清代押岁荷包

长篇小说《红楼梦》中,作者对红包礼俗文化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展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礼尚往来的活动。其中有亲眷初识时的“见面礼”、生日祝寿的“送寿礼”,尤为讲究的是婚庆喜事送的“贺礼”。那时,送的红包有三种形式:一是用荷包装银锞子或银锭子;二用“上等封儿”(如同16K大小厚纸粘糊而成的纸袋)装钱票或裹装机制币,以及用“赏封”等红喜袋装赏钱;三如果送大礼则先开礼单(或称禀帖)送给受礼人过目、选择。这三种红包礼俗文化载体,表达了馈赠人对受赠人的良好祝愿,符合迎祥纳福的红包文化内涵。

清末民初时,上海市场辅币匮乏,商家纷纷推出代价券、代价币、“内部流通券”“股份红利券”等等,一度为红包的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永丰商业银行印制的礼券红包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吸纳小额储蓄,率先发行了“喜庆礼金券”,面值4元;然后中南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汇中商业银行等分别发行1元至元不等的储金礼券。

年上海沈大成糕团店推出“礼券”,而且可以长期通用,倍受欢迎;年代,上海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推出1元至10元的购货礼券,为上海滩的礼券促销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海先施有限公司发行的国币五角兑货券

当时在上海滩出现的礼券或红包,已经属于作坊式生产了,是以一定的制作程序和工艺来完成的,有较为统一的式样和用纸要求。红包是用水印木刻的工艺制作,纸张为毛边纸或竹宣纸,质地显得薄且脆,往往内衬一层薄纸以增加牢度,颜色为玫瑰红或粉红为主,背面中间叠缝,是区别当今红包的一大特点,我们管它叫“老式红包”或称“经典红包”。尺幅多为长8寸(26.4厘米)、宽4寸(13.2厘米),正面中央加有一条与红包同样长度的竖笺(用于书写文字),以不同颜色的竖笺区分红包的不同用途。当时红包在民间有四种不同用途:办喜寿事、丧事、寺庙法事、民间善会等。一直到解放前后才简化,规格也缩小,常见的长和宽尺寸是14×9.5厘米或5.6×3.8厘米,这与当时发行的纸币大小和人们喜欢折叠纸币的习惯有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包

早期红包存世量少,有南北地区差异,广东地区在时间上早些,规格上小些,长9厘米左右,北方的红包一般长为16厘米左右。

红包不仅在国内有迷人的魅力,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力也日趋扩大。不少外国朋友到了中国后,很快就学会了说“恭喜发财”“新年快乐”的祝福,如果遇到有人派红包,他们也会乐意接受,认为入乡随俗,收红包是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日本现代礼金封

日本的许多文化元素源于中国,红包也不例外。早在隋朝,日本遣隋使在完成使命即将回国时,我国朝廷官员设宴送别,向日方赠送的礼物在包装上用红白染色的细蔴绳捆扎在一起象征友好,同时又表示归途平安无事和真诚祝福。此后,这一礼仪文化被日本朝廷接受,并逐渐在民间流传。当时用细麻绳打的结就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水引”结图案,成为日本现代礼金封上的装饰“灵魂”,十分醒目。

19世纪初,有许多中国人移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谋生,被称为“跑南洋”。中国的红包文化随着“跑南洋”也传到了东南亚。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一年无四季变化,总是树木葱笼,草坪绿茵,树绿草青成为马来人生活的主色调,所以马来人把红包做成了“青包”。青包上的图案,除了有该国的传统题材,还有不少中国元素,如“粽子”“风筝”“狮子舞”等,连红包上“吉语”也是英语的“恭贺新禧”“新年快乐”等。马来西亚国家储蓄银行推出“作揖”动作红包,新颖别致,耐人寻味。

马来西亚国家储蓄银行推出的“作揖”动作红包

近几年来,更多国家纷纷效仿我国的红包文化,把中国元素与该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推出了中西合璧的红包。红包文化,也由此成为中外文化交融的又一特殊符号。

图文:上海市档案馆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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