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印坛，由于吴昌硕的横空出世，篆刻的趣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虽然“印外求印”在赵之谦之后已经成为印人求奇创新的指导思想，但能将某种取法来源成功作出风格化的创造，则吴昌硕和他对于石鼓文以及封泥陶文等瓦甓文字的发挥，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后，明清文人典雅式的印风渐渐发生新的变化，追求雄浑、古朴、稚拙、天真、残缺甚至奇诡成为一时风尚。作为吴昌硕的追随者，赵古泥易吴氏之圆为方，融合古玺印与汉印浑厚古拙之趣，从而开出“虞山派”的别枝。而后来将“虞山”一派发扬光大者，则是赵古泥的学生邓散木。
邓散木（—），上海人，原名菊初，学名士杰，又名天孚、邓孟，字钝铁，自号散木、粪翁，另有别号、芦中人、无恙、且渠子、厕简子，晚年移居北京，年因动脉硬化截去左腿后更号夔、一足，斋名厕简楼、豹皮室、三长两短斋。邓氏长于书法篆刻，工诗能画，其所谓“三长”即篆刻、作诗、书法，而“两短”者乃绘画与填词，此乃夫子自道之语，虽不可全信，然以“三长两短”“厕简”名其斋，以“粪翁”自号，其性格之孤高脱俗亦可想见。邓氏于书法四体皆能，篆书初学《峄山碑》，后拜于虞山名家萧退庵门下，复上溯殷商甲骨、周秦金文，颇能得其师刚健婀娜之秘；行草书得“二王”之力尤多，后参以晚明黄道周、王铎诸家，加上篆隶方面的营养，亦别有天趣。其篆刻早年学浙派，年拜赵古泥为师，从此心醉于封泥、古陶文、砖文的苍浑趣味，在对秦汉古玺印深入且专一的研究中，将其师章法多变，雄奇朴茂的印风推向另一极致。其又善于总结经验，传世的未竟之稿《篆刻学》亦是几代印人学习篆刻的经典读物。
本专题所呈现之邓散木篆刻作品，纪年从民国二三十年代至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均为邓氏篆刻艺术成熟时期所作，技法娴熟，功力深厚，风格突出；若细细品读，则颇能见其在结合秦汉古玺印与封泥趣味方面的经典技法与独特理解，而此正是“虞山”一脉精髓之所在。其风格简而言之，取法重秦汉、重瓦甓，趣味多苍茫、多生辣，用篆以方整见古拙，以方中配圆、粗中有细见机巧，边栏则以厚实取力，以残破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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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返璞归真”寿山石印章
印文：返璞归真。
边款：二十六年七月为仲塵先生拟汉印，粪翁。
3.6×3.6×5.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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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寿如金石”青田石兽钮印章
印文：寿如金石。
边款：廿六年十月拟汉印，粪翁。
2.6×2.6×5.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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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淡泊明志”寿山石印章
印文：淡泊明志。
边款：二十九年六月，粪翁拟汉。
2.7×2.7×7.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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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寿山石对章
印文：1、若虚。2、守朴。
边款：1、散木拟汉。2、乙酉六月散木。
2.2×2.2×6.1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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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潘然用寿山石螭龙钮印章
印文：潘然书画。
边款：散木仿汉。
2.3×2.3×6.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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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铁沙张氏”岫玉印章
印文：铁沙张氏。
边款：粪翁，廿八年。
出版：1、《厕简楼印存》第15册，P30，邓散木辑，年钤印本。
2、《邓散木印谱》P，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版，年。
3、《邓散木印存精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年。
4×3.9×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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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曾经沧海”寿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曾经沧海。
边款：辛巳春，粪翁。
2.1×2×6.1cm
在这些印章中，边款标“拟汉”者不在少数，如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为仲尘所作“返璞归真”白文印、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作“寿如金石”白文印、民国二十九年作“淡泊明志”白文印，以及民国三十四年乙酉所作“若虚、守朴”朱白文对章、“潘然书画”白文印等，这些印章乍一看与汉印之雍容并不形似，然其意实在取汉印典正浑厚之神，因此篆法、布局均不刻意安排，而是通过融入封泥的趣味，加上边栏、线条的变化来产生独特的风格。而如“铁沙张氏”之类汉满白文，“曾经沧海”之类汉凿印，则更是无需注明一望而知。邓散木曾提及他对汉印的理解：汉人印如和氏璞，不理不知，其可宝也。后之拟汉者多遗神取貌，虎贲之似终复何补！近世惟吴安吉能摘汉人之髓，盖从封泥古陶中旁参得之。
秦汉人日常所书文字即为篆字，加之汉印作篆的人均为槃槃名家，故治印必宗汉，这是无可非议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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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天下太平”寿山石印章
印文：天下太平。
边款：合封泥古匋于一罏，散木。
3.5×3.5×4.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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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抱一”寿山石印章
印文：抱一。
边款：一九五三年散木刻于厕简楼。
3.4×2.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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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不以为之”寿山石印章
印文：不以为之。
边款：乙酉十月，散木刻于厕简楼。
2.9×2.9×6.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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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谦虚”寿山高山石印章
印文：谦虚。
边款：丁亥十月，散木。
2.7×2.7×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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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平和”寿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平和。
边款：二十五年二月，粪翁。
2.5×2.5×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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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不自欺”青田石印章
印文：不自欺。
边款：丁酉三月，散木。
1.8×1.5×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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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不沽名”寿山高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不沽名。
边款：乙酉十二月，散木。
2.2×2.2×6.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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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梅花知己”寿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梅花知己。
边款：二十八年六月，粪翁。
2.4×2.4×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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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烟云供养”寿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烟云供养。
边款：二十二年六月，粪翁。
2.4×0.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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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云起楼”寿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云起楼。
边款：一九五三年冬，散木刻。
3×1.1×8.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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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梅花手段”寿山石印章
印文：梅花手段。
边款：二十六年粪翁，时年四十有二。
2.2×2.2×8.3cm
这种以封泥古陶来“摘汉人之髓”的做法，显然正是邓散木治印的指导思想。在“天下太平”朱文印中，边款自称“合封泥古陶于一炉”，此印无论文字还是边栏都极为粗壮质朴，再以适当的残破营造朴茂气息，用篆则在方整之中参以局部弧线，予人一种雄壮大气之感。其类似者有作于一九五三年的“抱一”朱文印。这种手法，常常被运用在邓氏的大印作品中。对于边栏的强调以及运用当然可追溯至吴昌硕，在作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的“不以为之”朱文印、作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的“谦虚”朱文印等中都可以见到其影子。而在“平和”“不自欺”“不沽名”三方仿古玺印式的白文印中，四周的方框同样不只是外在形式，它们与印文产生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调节布局、营造空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注重篆书搭配的平中寓奇、利用弧线令整印产生活泼气氛的做法，则可在作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的“梅花知己”朱文印、民国二十二年的“烟云供养”朱文印、一九五三年的“云起楼”朱文印以及“梅花手段”白文印等作品中见到。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篆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布局的强调。他曾说：缶庐治印，侧重刀笔，故其章法往往有支离突兀者。而泥师治印，于章法别有会心，一印入手，必先篆样别纸，务求精当，少有未安，辄置案头，反复布置，不惜积时累日数易楮叶，必使安详豫逸方为奏刀，故其所作，平正者无一不揖让雍容，运巧者无一不神奇变幻。
“平正者无一不揖让雍容，运巧者无一不神奇变幻”，这正是“虞山派”在布局上的不二法门。难怪韩登安先生曾盛赞：“近代印人唯赵石、粪翁师弟二人能得分布朱白之奥秘，散木晚年所治印更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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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唐俶用青田石印章
印文：唐俶私印。
边款：丙寅老铁为起一作印。
3.7×3.7×7.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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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刻“见素抱朴”寿山石博古钮印章
印文：见素抱扑。
边款：庚寅春莫，散木。
3.1×3.1×7.2cm
刀法方面，无论是赵古泥还是邓散木，也都与吴昌硕分别明显。吴氏早年用刀喜深凿，晚年多以吴让之披削为基础，融合多种做印手段，印面浅而丰富。赵、邓之刀法则多冲切，用刀猛而深，以此凸显力量感。邓氏早年学浙派，对于切刀自然烂熟于心，这在“唐俶私印”“见素抱朴”“返璞归真”等印中不难觉察。“浙派”自清末逐渐没落，诟病者多指摘其刀法之程式化，然邓散木将其运用于封泥趣味的仿汉印中，反而令作品在朴茂稚涩中产生出一丝少见的活泼之感，可见流派的没落与刀法无关，能巧用者便可得无限生机。虽然邓氏在书中因对秦汉印与封泥的偏好而常对皖、浙诸家以及吴让之、赵之谦印风多有批评，但他的意思实在扬长避短。如他曾在私底下曾对朋友谈及：“除秦汉印外，诸家治印也应广泛学习，但不能短长不分，误学其短。如歙派印人程穆倩篆法时有乖误；浙派印人陈曼生之有肉无骨，钱叔盖之牵合附会，赵次闲筚路蓝缕，皆后世浙派锯牙、燕尾所自出；邓派印人吴熙载白文之秀媚，徐三庚朱文之妖冶，师仓石妄学支离，骎成恶习，皆不足取。”
而对于秦汉印和封泥，他其实也有着相同的态度：“秦汉印中其平正者、质朴者、有巧思者可学；板滞者、乖谬者、过纤巧者不可学，要临古不为古人所囿，临其神不临其貌，取其长不取其短，有似而不似处，有不似而似处斯为得髓。”
“封泥多板滞，学封泥必须死中求活，于板滞中寓巧思方可，然巧不能过，过则怪诞。”
可见，其性格虽然大胆不羁迥异常人，而对于艺术的理解却思路清晰。前人所谓“先生治印上承秦汉，融秦汉印、齐鲁封泥、汉魏六朝砖甓文字于一炉；下继吴赵，合昌硕、古泥之长为一堂，故能生面别开，独树一帜”，当可作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