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顾桃在北京租住的四合院里搭了两个蒙古包。他高个、长发、有络腮胡，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作为内蒙古人，两个蒙古包是他在城市中建立起的同故乡和自然的联系。
年的春节，顾桃来到大兴安岭深处，开始接触和拍摄在原始森林中放养驯鹿的使鹿鄂温克部落。当时，正值这个部落的动荡时期。
使鹿鄂温克部落以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距今年前，他们从西伯利亚迁徙到大兴安岭的西北麓，在山林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吃兽肉、穿兽皮，住撮罗子（由树皮等制成的尖顶型简易房屋）。
年，国家开展生态移民，使鹿鄂温克族人相应号召，放下猎枪，集体搬迁至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县级）市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以下简称“敖乡”）。
顾桃的镜头记录了这一新旧交替时期的部落族人和他们的生活。
失去猎枪，许多人变得脆弱、失落，只能用酒精来稀释悲伤。而来到敖乡前，顾桃也在城市中感受过巨大的卑微和失落。在他的拍摄作品里，一个失落的现代人与一群迷茫的原始部落，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年7月，顾桃重返敖鲁古雅的摄影日记《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出版。8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的使鹿鄂温克老人玛利亚·索去世。一个被遗忘的边地群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走进大兴安岭深处、与使鹿鄂温克族人密切接触的8年中，顾桃窥见了这个坚韧、悲悯、宽宏、聪慧的民族秘密的一角。在城市和森林间往返的日子里，他重新思考着二者的关系，也得以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
9月底，九派新闻在西安见到了顾桃，微醺后，他讲起了自己和使鹿鄂温克部落、和大兴安岭的故事。
01玛利亚·索：森林里的一棵树
玛利亚·索应该算是我们父子两辈的朋友。在我小时候，父亲顾德清就曾拍摄过她和族人，和他们在森林里游猎。
年轻时，玛利亚·索是部落里优秀的猎手。年搬迁，她是部落里唯一一位没有下山的人，有很长的一段生命都在森林里单纯地度过。
年9月20日，内蒙古阿龙山猎民点，玛利亚·索在烤列巴图/视觉中国
我管玛利亚·索叫额尼，在鄂温克语里是母亲的意思。年上山，我跟何协（玛利亚·索的儿子）说，我父亲看到我在森林里拍的素材，特别想来看一看额尼，但他去世了。
玛利亚·索是不说汉话的，何协就用鄂温克语跟她说，顾德清去世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细节，因为她打列巴（类似面包，是使鹿鄂温克人曾经的主食），手上很黏，她就不断地搓掉那个面粉，弄得干干净净之后，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帐篷，完了去拿一幅犴皮手套。
犴达罕是大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威武，敏感，拥有尊严，它在森林里特别神圣，很稀少，你很难找到它。何协曾经说过，猎枪被收了之后，他想用最传统的方式去猎获一头犴，传统的方式是自己的冷兵器，也就是用刀。
犴的鼻子柔软细腻，让它对环境特别敏感。在森林里，人和动物是一样敏感的。玛利亚·索给我手套的时候说：你爸爸没有来，你要把它带回去。
手套本来是很轻的，皮子她都梳好了，我就感觉拿不住，因为我的反应就是：这个手套是她自己缝的，上面有犴皮，手掌的大小、要长出多少都是她设计好的，一直给顾德清留着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玛利亚·索，是在年的春节。那时候，我去了一趟根河，在她女儿家见到了她。
老太太很精神，系着小头巾。她的桦皮盒还在旁边。虽然女儿家是楼房，但是她在自己的气场里，就感觉跟森林有关系似的。
之前我在森林里见到她，她都在默默打列巴，要不就是喂小鸟，每天把瓜子磕完放在手上，等她的小鸟来。
她在楼房里看起来似乎很安逸，但你想，这就像把森林里的一棵树搬到城里的客厅里。大树不是花花草草，这种违和表现出来就是，她很安静、不交流，自己默默坐在那里发呆。
有很多记者问我，玛利亚·索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说，是一个老人，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
我觉得人最大的能力不是创造，而是承受。她就像一棵树一样，承受生活里的一切。我们可能跟不上她的成长。这个树长大，就是森林里又粗又高又壮的那一棵，我们只能仰望。这就是她给我的感觉。
森林是大自然的学校，那里有代表天文的星星，代表地理的河流，和它自己的历史。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晚，玛利亚·索看月亮有个光晕，说月亮“戴头巾”了，你们赶快出去整绊子（柴火）。我们下山一看日历，已经到了“三九天”——北方最冷的节气。老人住在森林里，根本没有日历和手机，但她能读懂自然传递的讯息。她知道驯鹿什么时候会往哪走，让我们到前面先去搭帐篷，把鹿找回来，大家就按她说的行动。这些是她在森林里的经历形成的知识和智慧。
有根的才叫树，要不就是一个倒木，树的根是在地底下的，你挖不出来，所以我形容她是森林里的一棵树。
玛利亚·索，从她存在到她去世，中间的变化就凝聚在一棵树上，这是我的理解。
02一个单纯、直率、重感情的民族
你从玛利亚·索和她的族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个部落是坚韧、悲悯、宽宏、聪慧的，也是直率和重感情的。
猎人有自己面对猎物的方式。为什么叫狩猎文化？有季节、有顺序地去猎取，精简森林里的老弱病残，这就是狩猎。
秋天的时候采集野果，比如说采蓝莓，鄂温克叫都什，他们会一粒一粒地摘下来，这样第二年还能长出新的来。
到冬天了，森林里静悄悄的，他们需要一副灰鼠的手套或是一点肉干，于是就只猎取灰鼠。处于发情期的动物、怀孕的动物都是不能打的。
同时他们又是直接的、很重情义的。我年刚到敖乡的时候，何协的媳妇问我，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吗？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咔”掏出来身份证，他们说你不用拿了，跟你开玩笑的，你这脸就是你爸的脸，就是顾德清的脸。
有一天我跟何协一起喝酒，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我身上是他的被子，他自己在门口一个绊子垛上，打着呼噜在那睡。前一天晚上，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怕我的被子掉地下，还给我盖个被。我爸的书里还写过，虽然在帐篷里，玛利亚·索的丈夫拉吉米，吐痰也一定要吐在一个专门的地方。他们不会忽视这些生活的细节。
你看纪录片里的柳霞（在山上养鹿的鄂温克女人，丈夫去世了，儿子雨果被送到无锡上学），喝酒、打架，其实也只是他们性情的一角。
柳霞说，她喜欢太阳。她叫儿子“喜温”，是鄂温克语里太阳的意思。没啥事就看看太阳，看看星星，她觉得星星是她的孩子。我形容柳霞是一个诗意的母亲，那种诗意里是一种最忧伤的、最难以释怀的情愫。
这种诗意的出口就是太阳，因为太阳最直接，太阳比森林里的树都高，热烈，能给人类温暖。有一段当时就没剪进去，柳霞躺在帐篷里，太阳从一个小窗户直直地射进来，她脸上都冒油了，还在那自言自语：“太阳是我的儿子，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能拥抱你么。”
森林里阳光很足，那时候很热，要是怕晒，一转身她就可以躺到帐篷的影子里，树荫下也是凉快的，但她没有。
那一段拍得我特别难受，最后哆嗦地，完全拍不了了。我感觉他们是一群很直接的人，不管什么问题、什么矛盾，他们都直面，不回避。
柳霞和她的驯鹿图/顾桃
记录片里，有一个柳霞的弟弟维加打她的镜头。之前有记者问我，怎么处理片子里这种暴力的镜头？我说这不是暴力，暴力是充满仇恨的，但在森林里，大家都是很直接、很纯洁、很简单的。
这个事情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维加因为酒的事情把柳霞打了。第二天得还回来。但柳霞没想到凳子里有一个铁片，就把维加的脑袋给刮了。
其实有些后面有些镜头剪辑师没剪进去，柳霞把人打了怎么办？跑去小卖部，赊两瓶酒，再赊个罐头，就回来道歉了。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开开心心地聊天。
他们是没有恨的，只是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是一种行为处事的方式。
03“我只是在现场，打开了摄像机而已”
其实我拍“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犴达罕》《雨果的假期》），是想表达我自己跟这个民族相处的过程中，那种最直接的感受。
这些纪录片的主题，就是提出这些问题：失去猎枪了，这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猎人一样的勇气、自信心和存在感？森林里，失去猎枪的猎民和森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拍摄的是一种人和一群鹿。鄂温克人不是每个人都有鹿，养驯鹿的人，影片里的何协、维加、毛谢、柳霞，他们是局部。
其实在森林里，养驯鹿的一共有5个猎民点。我为什么拍他们这个猎民点？因为是我父亲多年以前拍的，而且这个猎民点太丰富了，这里有最好的猎人，也有小孩、中年、老人。他们对下山这件事的态度和反应可能都不一样。
顾桃和维佳图/顾桃
片子出来的时候，有记者说拍得很深刻，我说不是的，是影评人、记者把它深刻了，我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只是忠实于现场。
我第一次对森林有印象，还是在一九八几年，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爸在卧室里，把昏黄的灯泡换成了红灯泡，“啪”一下拧开那个灯，要把相机里的图显影到相纸上。
相纸在药水里，慢慢地，黑白的森林出来了，驯鹿出来了，驯鹿上坐着一个妇女，前面有雪，有驯鹿的脚印。
我等相纸显出影，拿起来，在整个暗红色的空间里看，一个暗红的灯光里的黑白世界，一个我不知道的森林的世界浮现出来了。
等我自己真正去敖乡、走进大兴安岭，是在年的春节。
那时候，族人们盘着腿、拿着茶缸子，在一个客厅和卧室里喝酒。一开始的时候还唱歌。后来有人谈论起年的生态移民，人要下山，鹿也要下山。那种悲伤感就慢慢笼罩过来了，从窗户，从木刻楞（一种俄式木屋），从烟囱、窗户、门缝弥漫进来了。
我的左手边是一个空的客厅，悲伤开始涌入的时候，两个即将退役的猎犬在那发情交配。
那个时候，在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两个世界。酒精、性情、人的悲伤，和两个猎犬的欲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那时候，我觉得相机不够用了，因为光看着照片，这种感觉你解释不清楚，也描述不出来。我需要动态的记录。
所以后来我说，我不是学者、不是专家，我只是到了现场，在我自己感受到的现场，开机了而已。
我从来不会让人坐下来，好好地录一个，他们在纪录片里的流露都是不自觉的、很真实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纪录片导演叫纪录片制作人更合适，因为他是看到了一个现象，要提出一个问题，它没有导和演的这种成分。
每个人在城市里、在乡村、在牧区、在沙漠、在旷野，都有自己的感受，跟教育背景没关系。人先天性的东西在自然里剥落之后，就剩下你自己的感受。
04森林和城市的钟摆，指针合二为一
从年起=，到今年，我遇见敖乡正好20年。现在的敖乡打造得挺好的，住的地方离市区很近。听说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部落，要买票进去，里头有驯鹿，有打猎的体验，还有一些手工艺品。
但所有的变化都是使鹿鄂温克人在承受、在接受的结果。以前，我看到的这个民族，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在森林和城市之间摇摆的状态。
维加说他姐姐柳芭像是一个痛苦的钟摆，摆在现代文明和古老森林这种传统的方式之间。他姐年大学毕业，是使鹿鄂温克部落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到了呼和浩特出版社。
在城市里，她想念森林，但是她已经习惯了城市。这里有美术馆、展览，有她的同学，有酒和艺术，有谈论与交流。但对于城里的人来说，她是少数民族，跟他们不一样的。回到了森林，族人又说，这孩子是城里人。就像维加说的，她像钟摆一样，很孤独，在两边来回都找不到自己。
但不要以为他们不接受外界的东西。对于没有接触过现代事物的人来说，无论在哪里，它都是新鲜的。人要坚守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也要突破一个新鲜的边界。
最早我上山的时候，一个不知道谁放那的录音机，“咔”一摁，有羽泉的歌。何协觉得声音还不够大，拿个大茶缸子一放，就有回音了。安装太阳能的那一天，何协还在旁边蹲一晚上，他怕鹿撞坏了。他们也在小心翼翼地探索这个边界。
柳霞的儿子雨果，那时候10岁左右，我觉得他也在找森林和城市的连接。森林里没有在火炉子里去烧烤的习惯，从无锡上学回来之后，他就不知道在哪找个香肠在火炉上烤。
鄂温克很多年轻人，后来也出来求学、工作，但不是所有人最后都留在了城市。雨果在成都唱rap，又在北京上学、打工。现在再回到森林之后，他开始拍短视频，也用自己的方式在森林里建立他的生活状态了，这样也挺好。
敖鲁古雅修建中的博物馆图/九派新闻记者陈冬艳
徘徊是正常的，我自己也在城市和森林间徘徊过。正是受了城市的影响，我才到大兴安岭拍摄纪录片。
20多岁的时候，我到了北京，住地下室。我还觉得挺浪漫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有理想的人，愿意从井里望出去，看到天、看到地，看到别人的呼吸，看到鲜花，地下室也没多深。
从地下室三层搬到负一层的时候，我的房间有了一截窗户，把手机放那，有信号了。窗户外面是个公园，里面有一个椅子，有一对青年男女，搭着肩膀，两个脚磕在一起。我趴在窗边，站在凳子上，等我的手机有信号。看到公园里这幅场景，我就觉得，这是北京，这是有爱情的城市。
但等我一从凳子上下来，我就成了别人的背景，没有了归属感。
后来我开始给别人拍照，一年挣了2万块，我就特别难受，我说明年不挣4万块钱，不就证明你没干好，后年还得挣6万。
我是一个充满卑微感的人，面对一个越大的城市，就觉得自己越微小，越脆弱了，但我还得在朋友面前假装自己能驾驭这种生活，去应酬、请客。没能建立起自己所追寻的东西，我觉得自己迷失了。
年，我去筹备纪录片拍摄的事情，私心是想远离城市，因为城市有社交圈。我年去森林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社交圈的，还是一个很单纯的、比较原始的状态。
就是为了找到这种自我确认的感觉，所以我带着相机，沿着我爸之前的轨迹，去到了森林里。到了那，突然感觉能喘气了。
就像我说的，回到北方、回到森林，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呼吸。
九派新闻记者陈冬艳覃钰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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