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琵琶记》内文
近日，辽宁省图书馆开展古籍品鉴活动，向读者推介馆藏精品《琵琶记》——这本古籍是明代文学家凌濛初刻印套版书的代表作。兴起于元代的套版印刷在明代后期得以迅速发展，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凌濛初，他带动凌氏家族投身套版印刷，与同乡闵齐伋比拼竞争，不断创新，精美图书迭出，推动套版印刷术的发展，成为后世美谈。
朱墨两色套印，凌濛初亲笔点评
在辽宁省图书馆的12万册馆藏善本中，《琵琶记》刊刻精美、图文并茂，是明代文学家、套版印书家凌濛初刻印书的代表作。为了让记者真切感受古籍的魅力，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刘冰特意拿出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琵琶记》影印本，给记者讲解。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创作的一部戏曲，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经典名著，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被誉为“传奇之祖”。作者高明，字则诚，浙江瑞安人，因瑞安属古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故后人称他为高东嘉。
翻开卷首，刻书者凌濛初在凡例中解释：“琵琶一记，世人推为南曲之祖。而特苦为妄庸人强作解事，大加改窜。至真面目竟蒙尘莫辨。”说明了出版印刷这本戏曲名著的初衷，是为正本清源。凡例的落款署名：“即空观主人识”，并附两枚印章“濛初之印”“初成氏”。
细看内文，全剧共42折，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有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物的台词唱段。文字采用竖版繁体字印刷，版框高20.1厘米，宽14.7厘米，每页8列，一列18个字，字号很大，版式疏朗，方便阅读。黑色正文之外，还有凌濛初的解读点评，眉批、句读、行间注解，都是用红色行楷小字工整标出，字迹分明，一目了然，这就是套版印刷术中的朱墨两色套印。
该书图文并茂。正文前配有20幅清新婉约的版画插图，系明代著名木刻版画家王文衡结合故事情节绘就。王文衡，字青城，吴门（今苏州）人，其版画画风清新明丽，布局疏密变化，人物形象纤弱柔美，线描简练精绝，大到屋宇、桌椅，小到烛台、纸砚等摆件，都能有生动、完备的刻画交代，充满生活气息。
“版画除了需要画家，还要有刻工。”刘冰告诉记者，该书插图的刻画者为郑圣卿，也是凌濛初精选的镌刻能工圣手，能将名家绘画刻于梨枣等木料之上，达到完美再现。
这本《琵琶记》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它来到省图书馆的经历也有一段故事。这套书曾经是民国藏书家、刻书家陶湘的旧藏。陶湘曾在北京开办“修绠堂”书店，经营古旧书。几十年得书30万卷，专藏明代闵齐伋、凌濛初的印本。可惜他晚年境遇不佳，不得不出售藏书以维持生计。上世纪30年代，他先是将所藏闵凌刻副本70多部，卖给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荣厚，荣厚因购入这批书，将藏书室起名为“萃闵堂”。之后，陶湘又将多部闵凌刻正本，卖给末代皇帝溥仪。
最后，这些藏书中的绝大部分入藏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
明末戏曲小说繁荣推动刻书业兴盛
明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激发了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进入兴盛时期，成为市民文化的潮流。这时期创作的戏曲、小说，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很丰富，如《牡丹亭》《明珠记》《金瓶梅》《西游记》《隋唐志传》等，许多文人如汤显祖、沈璟、叶宪祖、冯梦龙都参与了创作编选，很多戏曲和通俗小说的原型人物在民间受到社会各界追捧，成书之后备受欢迎，这是明代刻书业兴盛的重要原因。刻印戏曲小说的书商和坊肆相继出现，有的甚至自编、自选、自刻、自销，如湖州臧懋循、苏州冯梦龙、福建建阳的余氏等，一时间各地书坊林立，私家刻书之风盛行，所刻书籍的数量和出书速度都超越了前代。
在古代，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通称为刻书。古代刻书业发端于宋代，当时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分别为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和福建建阳，到明代已经发生变化。明代藏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今南京）、新安（今徽州）、吴兴（今湖州）三地，剞劂（jījué，即刻书）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他认为，凌濛初的家乡湖州、徽州等地的刻书业迅猛发展，已经赶超杭州。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可见当时湖州、徽州的刻书质量已经直逼刻书业翘楚苏州、常州，而在湖州又数凌濛初、闵齐伋两大家族的刻书最有代表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评论印刷术时，曾经把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套版印刷术称为中国印刷史上的“三变”——他在闵振业所刻套印本《史记钞》的序言中说：“自冯道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字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其实套版印刷技术早在元代就已经使用了，保存在台湾的元末至正元年（年）的《金刚经注》，是目前最早的套印本书籍，其经文用红色大字，注文用黑色小字。但套版印刷技术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应用，直到明代后期才蓬勃兴起、迅速发展，凌濛初与同乡闵齐伋为推广套版印刷术作出重要贡献。
所谓套版印刷术，是利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的内容，让读者一目了然。其做法是用一块版分两次或多次印刷完成。比如正文用黑色敷印，眉批眉评、行间评注用红色敷印，在印刷时，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因而在技术上要比单纯的一色印刷复杂得多。明代后期，除了大量使用朱、墨两色套印外，因为评点人的不同，还发展成三色、四色、五色等多色套印。
闵凌两家争霸，精美图书迭出
著有古典白话短篇小说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凌濛初（-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吴兴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凌濛初博学多才，一生著作颇多，小说、诗歌、传奇、文学评论、史传、戏曲等文学领域都有涉猎。他还是晚明时期刻书名家，是套版印刷技术的领军人物。
凌濛初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凌约言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凌迪知官至常州府同知，后去官归里，开始用雕版印刷书籍。也就是从凌濛初父亲一代开始，凌氏家族正式编撰刊行书籍。此后，在凌濛初的带动下，凌氏家族兄弟子侄等20余人先后从事刻书业，将家族刻书处冠以“桂芝馆”等美名。
凌濛初刊印的套版书籍，内容遍及经史子集，尤其多为子（诸子百家、小说）、集（诗文词曲）两大类，特别是刻印了多种精美的戏曲书。装帧精良的刻印本有《西厢记》五卷、《红拂记》四卷、《琵琶记》四卷等20多种。其中，《世说新语》为四色套印，除正文墨印外，还有南宋刘辰翁的蓝字评点，明人王世懋的红字评点，南宋刘应登的黄字评点。而闵齐伋所刊印的书多以经、史为主，尤其不少针对应试举子刻印的经部考试参考书，可知凌濛初的刻书兴趣重在戏曲、小说、诗歌类。
围绕着套版书的出版，凌濛初与同乡、同龄人闵齐伋（年—？）在吴兴争霸的往事，颇为有趣。两人是世代姻亲，在刻书业里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明代诗人、凌濛初的好友冯梦祯曾直言：“晟舍（村）……凌、闵二姓所居，世为姻戚而不免仇妒。”民国藏书家周越然在《书谈·套印术》中也谈及：“两家当日，席丰履厚，其贤者伏居乡里，不问世事。诵诗读书之余，专以刻书相竞。”作为对手，两家的竞争颇为激烈——先有凌氏的评点本《史记评林》，后有闵氏用色彩区别评点的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问世，再有两家三色、四色套印的书相继推出。后来，凌家出版了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两家的比拼和不断创新，客观上推动了套版印刷术的推广和进步。
因为套印本印刷精美、大多附刻精美插图，图文并茂，虽然耗资是普通书的数倍，但仍被世人喜爱、追捧。明人陈继儒在《史记钞》序言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书日富，亦日精，宝藏者异锦名香，裹置高阁”。
据民国藏书家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统计，闵、凌两大家族在明末用套印技术刻书，多达部种。台湾学者李清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认为不下种。
史记“无伤吾百姓”
因出身官宦世家，凌濛初的人生理想自然是登科及第、施展才华，泽被一方。但博学多才的凌濛初却仕途多舛。明代郑龙采在《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中记载：“公试于浙，再中副本，改试南雍，又中副本，改试北雍，复中副本。”凌濛初4次应试皆以备榜落选。他满怀激愤，抚胸而叹曰：“使吾辈得展一官，效一职，不出其生平筹划以匡济时艰，亦何贵乎经笥之腹、武库之胸耶！”尽管此后他专注于文学创作、刻印出版，但经世济国、匡正时弊的政治抱负一直萦绕在心底。
明崇祯七年（年），54岁的凌濛初以副贡选任上海县丞，管理海防事务。其间为清理盐场积弊，颁布了“井字法”：“每盐作九堆为一井，其大小高下如一……一日可毕数十井，锱铢无爽也”，因创新方法简便快捷，屡受嘉奖。8年后，他被提拔为徐州通判，离任前，当地百姓依依不舍，“卧辙攀辕，涕泣阻道者，踵相接也”。
在徐州通判任上，凌濛初还分署房村。房村对岸为黄河吕梁洪，是治河防洪要害之处，他与防河主事“昼夜图维，防筑有法”，奔波操劳、兢兢业业，深受百姓爱戴。《乌程县志》载，此时明将何腾蛟屯兵徐州，奉命征剿流寇陈小一，慕凌濛初才名问计，凌濛初献上《剿寇十策》。何腾蛟依计施行，“贼果败，望风而降者不计数”，之后，凌濛初又以超人的胆识，“单骑诣贼营，谕以祸福”，终使“贼俯首感悟，稽首惟命”“率众来降”。
年，又有土寇来围攻房村。《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中记载：凌濛初率乡兵浴血苦战，死守不降，“贼大呼：我辈欲见凌公……公谓百姓曰：岂可为我一人害合村百姓！我将坠楼而死，以保全汝众”，因百姓俱号哭相劝，才改为绝食，“遂勺饮不入口”，生命垂危，还让属下扶他到城楼对寇贼喊话，“乃呼贼，语之曰：我力已竭，明日死矣，万勿伤我百姓！”直至弥留之际，仍大呼“无伤吾百姓”，呕血而死，时年64岁。
读到此情此景，记者不禁掩卷叹息，寇贼兵临城下，凌濛初想的是百姓的安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保全全城生灵，其高尚情操震撼人心，以至“众皆恸哭，自死以殉者十余人”，连攻入房村的贼寇也遵照与凌公的约定，“乃斩一人，贯三人耳，余皆秋毫无犯”。凌濛初以其强大的人格魅力，感动了周围所有人。多年后，他的忠义尽职、无所畏惧，仍令人敬佩动容，堪为后世典范。
原文转自：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