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为主导的西式印刷技术移植,不意遇到了中文活字铸造的瓶颈问题,包括英国伦敦会、美国长老会在内的多家教会投入力量到中文活字铸造事业中来,巴黎和柏林的铸字商也在商业目的下加盟其中,本文从技术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这一多方力量合力和接力的过程,指出各铸造主体出于对成本、审美等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导致了中文活字设计路径的歧分,也分析了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技术的木刻印刷如何从最初被应用而最终被替代的技术原因。最后指出,西式中文印刷在中国的普及应用,是印刷变局与社会变局在世纪之交合流的结果。
西式中文活字木刻印刷印刷变局技术社会史
从印刷术起源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传统，不管是以整块木版为单位的雕版印刷，还是以单个活字排印的活字印刷，中国都要领先于世界任何地方好几个世纪。然而，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大批量生产并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各类型新式出版物，其复制方式，则基本上抛弃了中国固有的技术传统，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西方机械方式的印刷新路。这个新路从技术社会史的整体来说，并不显得十分特别，它共生于所有后发民族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趋同性选择，是一种世界共有的社会经济现象，意欲自强的中国近代社会，自不能例外于此。
通常而言，后发国家在技术升级的普遍性模式上，是选择采用直接移植的“拿来主义”方式，然而，在其本土化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有时不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困窘。十九世纪初开始发端的中国近代印刷业变革，在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主导之下，就长期处在这种挣扎和努力的处境之中，经由半个多世纪之久方告解决，随后便适逢其时地迎来了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剧变时代，伴随新印刷技术而来的强大文本复制力量，深度参与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观念和传播环境。美国书籍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L.Eisenstein）在她的两卷本《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所提出的关于印刷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产生巨大作用的著名论断，同样适用于清末时期西式印刷活动在中国社会的角色担当。
因此，对西式印刷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情境与发展过程，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我们或者应该追问，相比于有独立起源、传统深厚且日常应用广泛的中国本土印刷环境，西式印刷被引进的动力是什么？参与其中的力量因素有哪些？过程之中遭遇到怎样的困境，以及针对这些困境引进者选择的解决路径有哪些？引进者如何考量有传统底蕴的中国受众的接受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人一贯重视书法审美的文化前提之下，如何影响到主导方的技术方案选择？中国人为何最终放弃了久习的传统而去热情拥抱新技术？发生这一转变的历史时刻临界点借由怎样的技术准备和社会条件给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因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而导致中国出版近代化转型这样相对专门性的学术问题，也有助于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认识到近代知识观念的传播如何通过印刷而展开，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转型这样社会史方面的宏大议题，同时也能让我们明白虽然生产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与迭代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会表现出具体情境的地域特异性，需要做具体化、情境化的历史分析。
对西式印刷东渐历史的学术性研究，近几十年来颇有成果问世，其中台湾学者苏精教授长期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探讨，用力既勤且深，成果最为丰富，年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了他的新著《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以下称为苏著），可视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式成果，作者大量利用了第一手原始史料，这些史料来源于当年充任印刷变革主力的英国伦敦传教会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手稿和档案，详细地再现了西式印刷中西会面时的复杂情形，“从起源开始，依序探讨他们的中文印刷与铸字工作，勾勒出西方印刷术来华比较完整与清晰的一幅图像”。《现代出版》年第5期发表的曹汝平博士的文章《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以下简称曹文），探究的同样也是西式印刷技术东进中国的这一段历史。若就史料的发掘和叙事的明晰而言，曹文并没有超出苏著，但曹文的价值在于将设计史的概念纳入对这一段印刷历史的考察之中，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少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