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etbdf/一、木刻，癸卯年。一只热情的兔子被黄永玉先生画成了奔放的蓝。烈日当头、骄阳似火的6月，提前到来的酷暑，炎热的天气更加漫长了。6月13日这一天，我按计划如约来到“微言”出版工作室，要跟编辑们开定稿的最后一次会。喝着一杯泡好的香茶，把室外的热浪抛在脑后。到了书的封面，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我已经想了很久。缘起于黄永玉近期的画展《入木》，在黑白木刻的世界里，徘徊得越久越能感受到刻刀下百转千回的力量和柔情，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人和一群人》（增订本）所要表达的。于是，大家的目光都锁定在了林仰峥年5月创作的《夏衍像》上。我祖父是那年春节后去世的，林仰峥从年起就跟随着他，刻在木板上力透纸背的每一刀，千言万语，情深意重。这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同时，也入藏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年6月13日3时43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这条讣告在社交媒体上出现时，我们仍在开会，黄先生那幅年的《夏衍像》版画作品要放在书的首页。而我是坐在回程的车上，才看到这条消息的，瞬间，我整个人都怔住了……姜德明和袁鹰两位老人相继离去，我爷爷的那一时代渐行渐远，最后的几个背影也追随而去了。出生于年的黄永玉称自己是“左翼的末梢”，林仰峥比他长一年，年生人，他是《救亡日报》《华商报》时代“文艺的小兵”，今年正好是百年诞辰。二、“夏公”“夏公”，这一称谓是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当时的夏衍，其实刚刚进入中年，但是，由于他在文化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界）深得众望，在他身边团结了相当一批文化界的朋友。这些活跃的、充满朝气的朋友们，在一起研究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称谓这位兼备着师友、兄长之风的“带头人”？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叫“老夏”，似乎不足以表达众人敬爱之情；称“夏老”，他距离“花甲”之年还很遥远；于是，一个聪明的提议出现了。称之为“夏公”！这样，既表示了大家对他的崇敬，又避免了过早以“老人”相视。这个称号被广泛应用起来，以后一直沿用下去，直到八十年代。（会林、绍武：《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年6月）这部第一本《夏衍传》出版时，我祖父正值85岁，渡尽劫波，枯木逢春，身边聚集、围绕着相濡以沫的老朋友们，吴祖光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以上这段话表述的背景是在年冬，抗战即将胜利，在重庆和大后方颇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新民报》的经理陈铭德找到吴祖光，请他带话，借重夏衍的名声，邀请其为重庆版的《新民报晚刊》助力文艺副刊《西方夜谭》。吴祖光与我祖父的相识是在重庆北碚年的六七月间，吴祖光带着自己的第三个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来了，“大约在三两天之后，就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在北温泉淙淙流水、竹林旁边的石凳上，我得到长者、知音人的鼓励和指点是终生难忘的。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年我25岁，夏衍先生42岁，正在壮年。那时候文艺界朋友们都称他做‘老夏’，到了五十年代，改称‘夏公’，直到现在”（吴祖光：《永别夏公》）。而《救亡日报》的同人们则众说纷纭，普遍认为是在桂林时代。当年的记者戈今在一篇《〈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文章中说，老夏，是同志们对他的昵称。华嘉的回忆是夏衍同志办报十分重视言论和副刊，“报社的同志闲谈起来，都这么说：‘夏公真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我们当时都习惯称他做‘夏公’，直至现在见了面也仍然是这样称呼，已很难改。其实，夏衍同志那一年才不过40岁，准确地说，应该说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流亡学生高灏、高汾姐妹俩和她们的母亲，是年春天，从长沙逃难到广州的。据高汾回忆，某一天，在街上看到报童卖报，报头是郭沫若题写的“救亡日报”四个抢眼的大字，高灏立即买了一份。她们从紧张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订阅了《救亡日报》，每天不忘从住处的三楼下来取报，一字不漏地将它读完，从此好像得了很好的朋友，不断获得正确的指示”（高灏：《在广州的时候》，《救亡日报》年8月24日）。后来，她们循着报上的地址找到了报社，姚潜修、叶文津接待了她们，在夏衍的关照、安排下留了下来，从此不再流浪和失业，先后成为了报社正式的记者，她们的母亲则在报社里操持内务。留下来的高汾特别想见见大家称呼的“夏公”，而他正在外地出差。二版的编辑彭启一问了姐妹俩一连串的问题：“‘你可知道翻译高尔基的《母亲》的沈端先是谁？’‘电影《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风云儿女》的编剧是谁？’‘你知道谁叫黄子布、蔡叔声、韦彧？’……他得意地说：‘告诉你们吧，沈端先、黄子布、蔡叔声，都是夏先生的化名……’”高汾曾经在《记者生涯纪事二则》中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不多天，夏先生出差回来了。这位大文豪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威严。他中等身材，前额宽阔，高高的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风度潇洒，脸上总是漾着和蔼的笑容，他原来是这么平易近人，谈话也非常幽默，爱和青年人开玩笑。”她将“夏公”称谓的记忆前移到了《救亡日报》的广州时代。年11月后，随范长江从长沙到桂林，给《救亡日报》投稿的于友，同样说“我们都叫他‘夏公’”。10月广州沦陷后，《救亡日报》撤到了桂林。林仰峥正好是在年《救亡日报》桂林复刊时参加进来的，“我们在太平路十二号找到了一所办公的地方，后来又在桂西路二十六号租借了一间很小的‘营业部’，工作人员除了从广州撤退来的十二个人之外，逐渐吸收了不少从内地流亡到西南来的文化界人士和‘救亡青年’，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我记得起来的有周钢鸣（他从创办时就是采访主任）、谢加因、华嘉、冯晖、乔章棣、萧聪、王仿子、薛传谋、林仰峥、高静、水声宏等等”（夏衍：《懒寻旧梦录》）。在桂林生活书店的王仿子，年加入《救亡日报》。王仿子说：“自年和夏公在香港分手，到年又在文化部共事，虽然其间年他从重庆到上海，年从南洋到香港，都有见面的机会，然而这十多年间毕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我听到别人一口一个夏部长，我始终叫不出口，因为我看到的夏公还是和桂林时代一样，保持着文化人的质朴，新闻工作者的机敏，明快果断，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官员的架子，我觉得还是夏公这个称呼最为贴切。”三、南国我开始通过各条线索找寻林仰峥的消息——我爷爷年去世，年，我们家又搬出了大六部口街14号的老院子，从此音讯全无。我爸爸与林林同志有联系，林林赠予的一张本人近照及一份由他保存完好的我祖父的“生平讣告”还在，但也都是林林去世前的事情，他是年去世的，享年岁。林仰峥木刻作品：作家·诗人林林（）我向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打听，她的回复是没有联系，谈到林仰峥的木刻，她说，林仰峥创作过一幅关于郭老的木刻作品。我辗转联系上了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女儿廖陵儿，她回复：“我知道林仰峥，父亲在时有来往，晚年没有来往了，也不知道他后人的情况。”此外，她很有兴致地讲起，“我年陪父亲上京，探望了大家都爱戴的夏公，夏公很高兴，题写了众友人写冰兄的文集书名：我看冰兄。”热情地寄了一本给我。我也找到高汾的女儿高宁，她的回答是一样的。我向花城出版社的朋友询问，同样没有了下文。无奈之下，我开始求助于流媒体，希望能够在广东的美术界和出版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没想到，我的一位单位同事和一位电影学院校友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她们完全不了解林仰峥和他的木刻，却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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