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徽派版画向何处发展

清初顺治和康熙时期的版画,相比晚明至清初已是日薄西山,颓象已露,引领风骚逾一个世纪之久的安徽版画悄然落下了帷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版画又重获新生。“新徽派版画”的概念也随之诞生。“新徽派版画”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周芜《打麦场上》29cm×37cm版画年

赖少其、师松龄、周芜、郑震、陶天月等几位从抗日战争时期走过来的版画家都接受过解放区革命宣传木刻和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教育与锻炼,有着扎实的艺术基础和饱满的创作热忱。

在他们的带领下,安徽版画于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先后迎来两次创作高潮,产生了《节日的农村》《黄山后海》《黄山宾馆》《黄山松》《梅山水库》《水库工地》《淮海战歌》《淮海煤城》《金色的秋天》《丰收赞歌》《淮河之晨》《毛主席在马鞍山》等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主题版画。“新徽派版画”的概念也随着著名木刻版画家李桦和古元的提出而诞生。

从审美立意上讲,“新徽派版画”是木刻版画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启蒙、批判、革命主义向新中国现实诗情抒发转换的产物。从技艺风格上讲,“新徽派版画”是从新安画派山水画中汲取笔墨养分,又尝试将写实造型与徽州传统版画、民间雕刻、铁画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从而与同时期江苏、北大荒、四川等地的版画创作拉开了距离。“新徽派版画”的灵魂在于多色套印所营造出的厚重与斑斓。

赖少其张弘师松龄《黄山后海》cm×90cm版画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徽派版画”持续发力,青年才俊不断涌现,创作理念、艺术形式开始多元化,然而在繁荣的同时,后续出现的问题也赫然在列。我将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近20年来站在版画创作前沿的多是专业艺术院校里的版画教师、学生及社会上的少数职业版画家,基层的版画家几乎消失殆尽,即使是安徽这样的版画大省,创作人数也在急剧减少。

第二,艺术创作界和理论界都倡议要立足本土,继承古代徽派版画的优良传统。可事实上,明清时期的安徽版画和现代的“新徽派版画”在形态和创作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作为书籍插图,依附于出版行业,是把墨笔绘画转移到木板上的“复制版画”,除少数作者能自绘、自刻外,大部分情况下绘、刻、印三个步骤都是分工完成的;后者则以展览为主要形式,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创作版画”,画稿、刻版、印刷都由一人完成,最终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根据版画家个人的刀笔造诣和美学品格来评判的。两者差异如此巨大,所谓的徽派古版画还有多少实践经验可供“新徽派版画”承继呢?

赖少其张弘师松龄《节日的农村》cm×91cm版画年

关于第一个问题,安徽当代版画家张国琳进行过深刻反思。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版画全面走上了学术层面,脱离了社会基层,离开了观众视野,龟缩到了学术的象牙塔之中。这导致中国版画近30年来一直盲从西方现代艺术准则,在创作上亦步亦趋,丧失了原创性,脱离了本土意识,以至于广大群众与版画创作的距离越来越远,对版画种类及表现语言也越来越生疏。作品与基层观众渐行渐远,当然也就与市场越来越远。失去了受众的版画,注定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结合版画史来看,晚明至清初安徽版画的成功正是在于植根本土,吸收了周围众多物质和精神的养分,并充分接受了群体的审美需求。成功固然与创作群体的努力与天赋密不可分,然而也决然离不开本土文化、经济、环境和民众的支持。所以,回归大众社会,贴近基层人民,多从生活百态中汲取灵感,多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语言进行创作,是当代安徽版画持续发展的要务。

郑震《薄暮时分》35cm×48cm版画年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当今的安徽版画要继承所谓的“徽派”传统,关键不在于钻研具体的创作手法和技巧,而是要学习明清时期安徽版画人那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活学活用的艺术思维。艺术创作提倡本土化,不等于固守一方而忽视外界发展。“徽派”民居、“黄山白岳”、江淮名胜等题材无疑是安徽文化的重要代表,但这是否意味着安徽版画就只适合不断重复地演绎这些题材呢?

今天的安徽版画家,应当像年前的“徽骆驼”一样,既要扎根于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又要放眼四方,积极融入当代广阔而日新月异的科技文明当中,主动拥抱异地、异时、异文、异质的艺术以及文化理论、历史遗产、科技新创等资源,淡化画种界限和地域,拓展艺术语言和题材范围。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安徽版画家的创作源泉永不枯竭、创作形式四季鲜活、创作内容与时俱进、创作生涯充满惊奇。

这样的变革会否消泯画派的地域特质,我认为,“徽派”一说是20世纪才产生的,它的存在或是为强化人们对安徽版画成就的认知(这是郑振铎的初衷),抑或是为构建史论系统而进行的人为划分(这是周芜的用意),不过归根结底,“徽派”是被制造出的学术概念而绝非历史的自觉。概念应为人所用,而断无人为概念所役之理。

“徽派版画”是作为版画家们鼓吹的工具而故步自封比较好,还是借由这个概念唤起潜在群体的自觉意识从而促进集体内部创作交流、助推艺术良性发展比较好?学术界自有公论。如果一位安徽籍的版画家奉献出了好的创作,哪怕内容与安徽无关,也不妨碍我们以它为荣。其实,若能对安徽的版画事业提供启发,对中国的版画发展有贡献,它属不属于“徽派”,并不那么重要。

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年第3期

《安徽版画的成就和赓续问题刍见》

《中国美术》年6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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