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先生接受采访时间：年7月
王琦（-），重庆人。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年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早年在武汉政治部三厅、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曾在重庆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并当选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香港“人间画会”理事。年以来，历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副主编，《版画》、《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出版有《王琦版画集》，论著有《艺术形式的探索》、《论外国美术》、《王琦文集》等理论著作，代表作品有《晚归》、《古墙老藤》等。年获“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年获日本创价学会颁发的“富士美术馆荣誉奖”，年获法国敬业与成就协会颁发的金十字勋章，年获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国美术金彩奖终生成就奖”。
到武汉三厅，加入抗战美术洪流
年，王琦在上海美专毕业时
年的夏天，我的老师写信告诉我，郭沫若先生已经从日本回来了，要就任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第三厅有个艺术处，艺术处下面有个美术科，很需要人，希望你来参加第三厅的工作。那时候美术科有三十多个人，杭州艺专来的有力群、力扬、卢鸿基、罗工柳，上海美专的有我、丁正献，还有倪贻德的老战友段平右，还有决澜社的人，武昌艺专来的有周令钊，他最年轻。那时候我才20岁，周令钊19岁。除了美术科以外，还有个漫画宣传队。漫画宣传队队长是叶浅予，副队长张乐平，下面有陶谋基、陆志庠、廖冰兄、梁白波。美术科有三十多人，加上漫画宣传队，一共有四十多个人，抗战的美术开始搞起来了。
去延安，到最革命的地方
当时三厅里面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们认为三厅不是我们的地方，要到最好的地方，最革命的地方去——延安。当时延安刚刚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很需要人。我在三厅待了四个月，八月写了个辞呈交给田汉。
后来到了延安，罗工柳和杨筠先到了那里，还有我的老同学杨角、张晓非。延安鲁艺第一期只有三个人，一个是钟惦棐，再一个杨角、张晓非，所以第一期没什么人。第二期人多了，三十几个，彦涵、冯法祀，都是这一期的。在延安住了四个月，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在鲁艺学习结束之后，教导主任徐以新就动员大家入党。
毕业的时候我交了入党申请书，交给沙可夫，他希望我留在延安，我没有听他的话，要到重庆去。当时我们有一种错觉，认为艺术要在国统区才能学得到，没想到这个艺术在战斗中、实践中也可以提高。
临走前，我们最好的朋友杨角，在窑洞里一直谈到深夜。杨角说：我希望有两点，第一点争取在国统区解决你的组织问题，入党；第二在国统区办一个美术刊物，新美术，我们这边支持，供你稿子。凌晨五点，杨角站在延安北门外送我，夜色中还在说：王琦呀，别忘了我告诉你的两件事呀。
回重庆，吹响“战斗美术”的号角
年春，冯法祀与王琦在重庆共同编辑《战斗美术》杂志时的合影
一回到重庆，我们马上就办《战斗美术》，有冯法祀、卢鸿基、丁正献、王嘉仁，以及成都的王朝闻、洪毅然，一起搞《战斗美术》。我们每个人掏二十块钱，五个人就掏了一百块钱，一百块钱就可以印一期。《战斗美术》在年4月1日就出版了第一期，这个发刊词我写的，所以我写文章是从《战斗美术》的发刊词开始的。第一期就印了五百份，送到生活书店。
王琦《嘉陵江上》13.5x16.5cm黑白木刻年
到上海，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
年9月，“抗战八年木刻展”开幕前木刻家前往鲁迅墓献花
年1月3号中国木刻研究会正式成立，我是五个常委之一，还有丁正献、邵恒秋、罗颂清、刘铁华。年10月，“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开展览，解放区有几十张作品参加，其中就有古元、彦涵的。古元的作品在这次大出风头，徐悲鸿看见了，写了篇文章《全国木刻展》在《新民晚报》发表，在展览上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
抗战以后，年木刻协会由重庆迁到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九百多幅作品，展览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京沪有十几家报纸出特刊，包括国民党的报纸都出特刊。有一个美国作家爱波斯坦写了一个文章，在美国共产党的刊物《群众与主流》上发表，《中国木刻——作为武器的艺术》，我翻译出来了。
王琦《洪流》17x24.5cm黑白木刻年
到香港，参加人间画会
年11月，“人间画会”部分同志护送毛主席巨幅画像到广州，在爱群酒店门前合影（左起：记者、王琦、麦非、新波、张光宇、黄茅、杨秋人、关山月、戴英浪）
有一批画家就到香港去了，主要是广州的画家，新波、关山月、阳太阳。到香港的美术家在香港华南局的领导下成立了“人间画会”，人间画会表面上是人民团体，实际上是中共华南局文化组领导的一个团体，领导人是夏衍、邵荃麟、冯乃超三个人，所以人间画会是进步团体，党直接领导的。人间画会第一任会长是张光宇，特伟是秘书。
新中国成立了，一百多人在六国饭店开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当场推举我起草向中央人民政府致贺电。人间画会画毛主席大像，阳太阳起的稿，大家都认为很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就用这个作题目，分两组，推举张光宇和我两个人当组长。
画完了之后广州解放了。阳太阳带领我们几个人护送大画到广州。大画一护送到广州，第二天广州军管会带了几十个工人挂到爱群酒店一直架到五层楼。
到北京，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
年底，我到北京来，一到北京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刚刚成立了创作小组，江丰就推荐我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一共有八块，原来是十块，《甲午战争》取消，《延安大生产》取消，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审查的时候认为这两幅不要，就保留八块，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一共是八块。那时候江丰和王朝闻商量，要画家参加，八个画家，雕塑家也是八个，画家来起稿，雕塑家来雕。八个画家就是王式廓、董希文、冯法祀、李宗津、我、吴作人、辛莽、彦涵八个，八个画家有六个画家都是中央美院的。雕塑家也是八个，有五个是中央美院的。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基本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搞的，应该可以这样讲。
刘开渠是组长，三个副组长：彦涵、滑田友、张松鹤，两个雕塑家，我们都是组员。
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次讲大课
年，在李桦寓所接待麦绥莱勒（右二王琦）
年我就调回美院了，就开始讲大课，我在美术学院第一次讲大课就是讲凯绥珂勒惠支，那时候詹建俊、靳尚谊都是学生，在下面听课。我心里没有底，因为我在上海听课的都是小同学，现在有的都是干部啊，有高水平的。我胆子也很大，把讲稿起好了给蔡仪，蔡仪说“我同意这个讲稿”。我走上讲台，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休息时候，前面的同学就跑过来说，“你讲得很好，材料丰富，观点明确，同学听得很有味道啊。”我就放心了。江丰也来听啊，那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次大课，很成功。
我在中央美院两支笔，一支上版画课，一支上美术史课。
王琦《晚归》16cm24cm套色木刻年
王琦《古墙老藤》27x40cm黑白木刻年
王琦先生留影
秦建平赵晶/采访整理
访谈时间：年7月
文章完整版将刊登于年《美术研究》第一期
原标题：《百年美院口述历史丨王琦：走过漫漫革命路风尘仆仆登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