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老照片
在中国高等教育办学历史上，有一所学校非常特殊，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成立于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是老延大合并时的八所院校之一，也被认为是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文艺殿堂。
从年在延安成立到年抗战胜利后迁往东北这七年半的时间里，延安“鲁艺”先后开办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科系，共培养学生人。在教员中，不乏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而培养的学生中也涌现了贺敬之、冯牧、王昆、于蓝、郑律成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家。此外，鲁艺还创作了诸如《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在抗战时期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对抗战的胜利以及日后中国现代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年正值鲁艺成立80周年，澎湃新闻记者特别采访了延安史研究专家朱鸿召，当年的鲁艺有不少历史故事值得回忆。
延安史研究专家朱鸿召。澎湃资料
鲁艺成立之初为何没有院长
澎湃新闻：
作为一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学校，“鲁艺”成立的时候，校董会里除了共产党的人，为什么还有于右任、陈立夫等国民党的人？
朱鸿召：
延安的历史非常明显地分和年为界，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皖南事变”。年以前是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办鲁迅艺术学院，那就涉及到办学经费的问题。在当时大的民国体制下，当时民办的学校多于公办的学校。鲁艺是年初筹备的，但当时陕北没有钱，要先把学校办起来，然后让政府来给它经费。那在政府没有把它收编成国立大学之前，就先要民办，当然要董事会。董事会的一个作用就是管经费，第二个作用就是管院长人选。董事会里有中共的人，也有国民党里偏左翼的人，以及国民党里的中间派，比如于右任，完全反共的人不在这个董事会里。
说到院长人选。从年成立到年，鲁艺在这一年时间里是没有院长的，一直都是副院长主持工作，为什么没有院长？这个事情这些人一直不讲。后来我在采访的时候才知道，为了经费的问题，希望蒋介石挂名做院长或哪怕做名誉院长，因为只要他挂了名，就相当于国民政府承认了它，那不就解决了经费的问题了嘛。但是年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那这个事基本就没戏了。然后才让吴玉章当了院长，吴玉章是国共两党都认的。但他也是挂名的，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院长周扬。第二次国民党反共高潮是年初，以及年的第三次。那鲁艺希望蒋介石当院长这个事不可能再有戏了，董事会就不了了之，院长的事情就不讲了。因为鲁艺一直作为红色艺术堡垒，所以这段历史就不讲了。
澎湃新闻：
鲁艺和当时更大的延安文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朱鸿召
：关系太大了。当时延安只有五万人，但出的报纸杂志有几十种，出版机构有将近十个，书店就有十几个，所以说文艺是高度繁荣的。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也繁荣，但是内容变了，主要是民间文艺的激活。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在这么多高校里，只有鲁艺是真正意义上艺术门类最全的，有文学、音乐、戏剧、美术。而且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教学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常态的，比如每个周末晚上都演戏，中央军委都有一个戏剧协会，请专业人士来指导。还有就是中央开会，那个时候会期很长的，一般的话一个会开个三四十天，甚至最长的会开天。这么长的会期就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附属品，就是演戏。这些东西主要都是鲁艺完成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为抗战一线服务，比如文学系到前线采访报道，为战士讲故事、帮不识字的战士们写信之类的服务。还有像美术系就是木刻，办展览。所以教学和艺术实践紧密结合，不仅是在鲁艺后期，前期就是这样。
“鲁艺”艺术门类中，音乐和美术成就最高
澎湃新闻
：你刚才谈到的木刻是不是主要结合了民间元素？
朱鸿召
：木刻不能完全说是民间的，应该说是中西结合。年代初，鲁迅就在上海大力提倡木刻。木刻这个东西，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艺术，不是贵族的，是大众的艺术，主题是反对压迫这些。还有就是延安的文学艺术家们有将近80%的人在上海学习工作过，和上海有很大渊源。年代上海文艺最重要的就是左翼文艺。
战争年代，在上海的时候，跟鲁迅玩在一起的人都相对比较穷，当然不是说完全赤贫，是自己出来读书，倾向于革命的人。战争年代画油画是不可能的，油画是贵族的，版画是大众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北方的年画很多就是木刻。加上陕北、华北这些地方有木刻的好材料，叫杜梨树，这种树黄土高原的山上到处都是。这种树的柔韧度很好，可以就地取材。油墨可以自己生产，就是松树油脂烧了之后积下来之后自己调配。版画主要的用途就是办战地展览。
澎湃新闻：
当时木刻的成就很高，为什么？
朱鸿召：
木刻经过了改造，西洋版画主要是透视原理，人的脸半边是白的，半边是阴影。陕北的老百姓不喜欢这个阴影。西洋的版画还是定点透视，中国版画是散点透视，整个脸全部是光亮的。所以延安版画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一个原因是因为去的人里面本身就有很多艺术天分很高的人，基础非常好，当时的知识分子、青年艺术工作者，一部分到了西南，跟国民政府去了。一部分到了陕北，这些人往往身上都带有叛逆性，而叛逆性往往是和创造性结合在一起的，当时艺术上有才华的人绝大多数都去了陕北。这些人到了陕北之后，吸收了华北地区年画版木刻的东西，博取众长，然后有生动的生活。原来的艺术都是城市的，而这些人融入到了战争、现实生活中后，捕捉了大量的创作灵感，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所以以鲁艺为代表的美术尤其是木刻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个辉煌阶段。
澎湃新闻：
在鲁艺开设的艺术门类中，哪一个门类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
朱鸿召：
艺术门类和战争环境有关系，因为战争环境需要的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艺术。所以成就最高的一个是歌曲、音乐，我一直认为像《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这样的音乐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高音和最强音。抗战时期，唱出时代最高音的地方就是在延安。听了延安的这些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你听了这些歌是坐不住的，就想拿了枪和敌人拼的。听了《何日君再来》这种歌你哪还有心思打仗？所以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必须要讲它的主流。包括后来音乐剧《白毛女》，实际上是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而不是戏剧。音乐非常重要，就是要张口就来。第二个成就高的就是绘画，主要就是木刻。
澎湃新闻：
从今天来看，文学的成就是不是相对弱一些？
朱鸿召：
文学的话要讲一个长线，必须要把十七年算进来。文学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后来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创业史》，这些东西和延安文艺是一脉相承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用文艺的方式解决文艺的问题
澎湃新闻：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鲁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鸿召：
影响非常大。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个大前提，首先讲我们民族面临救亡图存，就是和日本人斗争，想要赢得胜利，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支队伍一定要朝一个方向打。抗日是当时最大的政治，那么一定是靠枪杆子，所以当时提出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注意，不是简单的文艺为政策服务，这个政治就是抗日，所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接受。第二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什么为工农兵服务？因为他们是抗战的主体。把日本人赶出去是要靠真枪真弹地干的，不是靠文人拿笔赶走的。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形成的最大的公约数就是文艺为抗战的政治服务。
还有一个，我称它是用文艺的方式解决文艺问题的典范。当时文艺界确实存在问题，文人和文人有矛盾，文人和文人之间开会都开不到一起去。第二个，文艺的战线和军事之间有矛盾，那整个革命队伍内部都不团结的话，怎么抗日呢？
整风初期的时候，确实观念上反应了两个队伍之间的冲突。怎么解决？我认为当时就是用文艺的方式。所谓文艺的方式，就是用对话、商量、研讨的方式，求同存异。为什么延安文艺座谈会要开三次？就是第一次开完，大家都有意见，有意见就让大家尽情发表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第二次本来结束了，但还是有意见，那一个星期后就再开一次。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讲了，最后一次毛泽东出来说我把大家讲的东西总结一下，求同存异。所以尽管当时意见还是很大的，但是最后还是能接受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文艺是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怎么为人民服务？主要还是要让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融为一体，因为打日本人是要靠工农大众去打的，大家都能接受，所以我把延安文艺座谈会称作用文艺的方式解决文艺的问题。
“鲁迅艺术文学院”
澎湃新闻：
当年去鲁艺的知识分子里面比如何其芳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内心挣扎。
朱鸿召：
那个时候到延安去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思想更激进一点，还是更中间一点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男生女生都是。在那个年代，不是中产家庭的，不可能读书。那么这样的人进到陕北这样的落后农村环境，就会出现很大的生活上的不适应，尤其陕北缺水，比如不能洗澡，不能刷牙，几个人共用一盆洗脸水，这是不可忍受的。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女孩子，本身是中产以上的家庭，她洗洗干净比吃饱饭还重要。
第二个是战争环境，在部队里是绝对的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知识分子、艺术家通常比较散漫。比如，早晨七点钟起床号一吹，就要起来去跑步的。你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怎么能爬起来？还吊儿郎当的。别看这是小事情，其实很痛苦的。
还有一个就是每周都要开民主生活会，开会的时候，干部和战士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讲客气话的。所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心理过程。
这个心理过程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粗略地来说，融合得比较好的，像刘白羽、周立波。第二种像丁玲这样的，表面上是高度自觉去的延安，但从深层上看是有隔阂的。第三种是主动地要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方法来改造工农兵队伍的，像萧军这种。萧军就觉得共产党是武装斗争，我是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我们的目标都是改造旧社会，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么你所做的工作和我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平等的。
还有一种就是中间经历很大的痛苦，但最后去认同它的。何其芳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出生在地主家庭，小资情调也比较浓。他当时带了文学系的实习生，整个队伍和工农队伍都有很多矛盾。这个队伍有的人离开了，比如冯契和卞之琳，但这些人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