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中国古人在“看”这个问题上，似乎从未遵从过西方的透视法，中国古代绘画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透视”这一术语。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远近（空间表达）借由“远观”而呈现：所谓高远，深远和平远的观看方式。当然，如果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人看来，这种“观”无疑是古怪的——如同本文中出现的北爱尔兰巨人堤道插图。
从前科学迈进到科学，西方体认自然与世界的方式自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技术与观念的实践，也是一部“动手”的历史。
从信息图到数字渲染，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可以随时使用各式各样的技术，以视觉方式传达他们的研究成果。然而情况并非向来如此。格雷戈里奥阿斯滕戈（GregorioAstengo）对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期刊《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的早期刊物中采用的创新方法进行了探究。《哲学学报》是世界上第一份科学期刊，刊中所采用的新型图像制作形式，推动了17世纪图书印刷技术的发展。
理查德沃勒，《生理颜色表》细部（“Tabulacolorumphysiologica…”），刊于《哲学学报》，年。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早期现代科学家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在于，为了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发现，需要设计出最佳的视觉表现形式。
在缺乏任何类型的自动可视化技术（如照相机或扫描仪）的情况下，16世纪和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不得不先是依靠绘画，随后则是木刻、蚀刻或雕刻，将实验发现转变为可复制、可供公众取阅的演示画面。
这是一项费力、昂贵、耗时而且经常出岔子的操作。图像制作涉及到相关领域的数类人员，例如制图员、雕版师和印刷工，几方协商之下，最终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研究人员的意图和印刷行业的能力之间达成妥协。例如，一幅绘图可以通过阴影、薄涂和色彩上的细微差别来表达内容，印刷图却只能通过一个黑与白的二进制系统将其近似地还原，这是由沾墨的铜版对纸页的压力实现的。
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早期，无法高效成像是个格外明显的问题。皇家学会成立于17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至今仍被视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在最初几十年的活动中，英国皇家学会确立了自己作为科学革命的核心力量之一的地位，其著名成员包括罗伯特博伊尔（RobertBoyle）和艾萨克牛顿。当时，学会成员每周聚会一次，讨论正在进行的各学科研究，如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和古物研究学。
皇家学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提高知名度和扩大公众影响，由此出现了《哲学学报》，它是由同行评议的期刊，也是该类期刊中的第一份，刊内登载皇家学会每周研究会议的摘录。该期刊由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Oldenburg）于年创办，至今仍在出版，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份也是出版最久的科学期刊，因为相关投稿均是对自然和机械问题的原创探索研究的结果，而这些研究收到了学会的实验文化的影响——这种实验文化即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科学”的一部分。
《哲学学报》第一期，年。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学报》以小四开格式（大约17x22cm）印刷，每期最多可印十几篇文章，售价一先令，约合今天的5英镑。《学报》是一份开创性的学术出版物，出版频率极高，目标读者群体广大，由各色好奇的研究人员组成。因此，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它的撰稿人往往专注于如何通过可大规模生产的视觉媒介这一便利，来最好地传达他们的想法和发现。
对该刊登载的部分文章进行细读后，可以发现，自然哲学家们为了描绘世界，时刻准备着用崭新（通常也很古怪）的策略对图像的制作和阅读行为进行重塑。这是一系列无休止的动手实验的过程，经常会突破传统印刷厂的限制。
年，身为艺术评论家、作家和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的约翰伊夫林（JohnEvelyn）把精确复刻这一问题正式提上了台面。伊夫林对雕版画的潜力和局限十分敏感。他热衷于收藏版画，并于年出版了自己的《论雕刻》（DeSculptura），改编自亚伯拉罕博斯（AbrahamBosse）的经典作品《线雕论》（Traictdesmanieresdegraver）。
《哲学学报》发行后不久，奥尔登堡发表了一篇由某巴黎来信者匿名写给伊夫林的文章，描述了“一种当时在绘画中现行的方法，可以通过用蜡来制作出更生动的自然画像”。文章简要介绍了利用蜡造型和蜡着色技术，忠实地雕刻自然标本和绘制浮雕地图的方法。伊夫林认为，由此产生的模型比具象派绘画更有说服力，而且十分逼真，“以至于它们扼杀了这门艺术的一切”。伊夫林在赞扬缩尺模型（plan-relief）具有说明性的潜力时，也指出了对科学再现性进行精密研究的必要性，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存重要信息，同时也是邀请观者更多地参与进来。
伊夫林并不是唯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