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榕道上(版画) 王琦
纪念王琦先生最好的方式是回顾他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年2月23日在重庆枇杷山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红军节纪念酒会上,他回答了美国《时代》《生活》杂志记者白修德的三个提问,即一问:中国木刻版画与外国木刻版画的区别何在?答:中国木刻的表现方法以阳刻为主,注重线条的作用,画面明朗;外国木刻的表现方法以阴刻为主,注重块面作用,画面较暗淡。二问:中国现代木刻与古代木刻的区别何在?答:中国古代木刻是复制木刻,画家只是作画稿,由刻工来刻制;现代木刻是创作木刻,画稿和刻制都出自版画家一人之手。三问:国统区木刻与延安木刻的区别何在?答:国统区的木刻内容主要是暴露旧社会的阴暗面,表现形式有较浓重的外国风;解放区的木刻内容主要是歌颂解放区的新气象,歌颂光明,表现方法有浓厚的中国风。
这个简明扼要的问答揭示了版画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探明了版画艺术的发展方向,深谙此规律的王琦先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很成熟,无论版画,还是素描,综合体现了三个区别论点的所在。王琦先生自言他的木刻创作离不开素描写生,但是他的素描非同于一般生活速写,不是几分钟完成,而是用一二小时或半天时间才能画一张。素描一直支撑他的版画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建设大场面的大写生和作画中,素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王琦先生版画创作上的最后十年,也是收获最丰富的十年,如《古墙老藤》《故宫楼角》《古榕道上》等一组新景版画,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与中国版画界有着深厚友谊的日本长者内山嘉吉访华,最后一次会晤王琦先生,时逢《海滨之夏》刚刚完成,内山先生对此赞不绝口,王琦先生慨然相赠,内山回日本后不久病逝于东京。《故宫楼角》曾参加英国举办的国际版画双年展,并以每幅英磅价格被订购,从此王琦先生版画进入国际市场。
改革开放时期的王琦,在他的思维里对现代主义形式有着客观的分析,此时在作者那里进行了最自由的发挥,刀耶?笔耶?素描耶?没有了束缚、线条和块面的自然结合、黑白艺术的空前表现、对具象与心象交感后,“象外求真”的写照,不是写实主义,而是“版画印象派”。其中《古墙老藤》是国内外参展最多、艺术市场收藏最多的作品。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主持人尨·安妮女士,经手购藏的中国版画超过百幅,其中王琦先生个人作品就达20余幅,大英博物馆的馆刊卷首曾以整页篇幅刊登了《大街上的旋律》组画中的《立体交叉》。这个时候的王琦先生凭借现代感的丰富语言,才有直线快节奏感的《大街上的旋律》《平地青云》的诞生,他在丰富中求单纯,竟返老还童般地回到了第一阶段的黑白世界,这类作品如《船坞景色》《海湾的早晨》《铁臂入云端》,依然保持着艺术的生命活力和清晰的艺术思维,实现了他与时代共鸣的状态。《大街上的旋律》《平地青云》这类跳跃性的新奇和《古墙老藤》《绕着大石的藤蔓》这类静中寓动的深刻,相对而相向发展的平衡,皆源于登上了版画艺术的高峰。
不幸的是,因长期积劳成疾,王琦先生左眼视网膜脱落,左眼视力从1.5降至0.2。创作于年的《运河码头》竟成了他的封刀之作。次年,王琦先生战胜客观困难重拾毛笔,把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力度和油画的色彩冶为一炉,在有限的时空里实现了艺术的完整性,不如说是恢复了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画和书法。
王琦先生介绍他的作画三过程:第一步用焦墨以素描方式画出事物形态、不同层次的色调与明暗部位;第二步以淡墨和水晕染出画面的水墨效果;第三步施以不同的色彩。“计白当墨论”是水墨画的基理,版画创作与水墨创作的黑白处理是相通的,王琦先生毕竟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尤其讲究造型的严谨和变化,他有很好的书法修养,能像使用硬笔和刻刀那样熟练地驾驭毛笔,但他从不刻意追求笔笔中锋,喜用焦墨和侧锋,这样便于造型,书法成为版画家转向水墨画的骨肉,水的活用成为版画家转向水墨画中的血脉。王琦先生的水墨画敏于大块黑白的处理和黑色线条的力度,常用直线、曲线的同向性排列,达到强化形象的动势和节奏感。他的水墨山水画不拘于传统山水画“一河两岸”和各种皱法程序,水墨更不是黑白版画的简单转换,它着力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董。
王琦先生认为优秀的美术作品应具有思想内容的“革命化”、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个人艺术风格的“个性化”。革命化是广义的,不仅是指革命题材,还意味着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在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着新旧事物的斗争,而且贯穿着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辩证过程,艺术家就在于用艺术的手段去揭示表现这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