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顶上一条河，清江流出龙船歌。歌随阳雀飞往哪里落？它钻进哥哥的心窝窝……”近日，扶贫题材音乐剧《太阳照进山窝窝》在北京上演。这部作品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脱贫攻坚“尖刀班”真实故事为原型，以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一个来自乡土的故事，展现出乡土中国在新时代的史诗般的深刻变革。
作为一部感人的优秀之作，《太阳照进山窝窝》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我以为，这部作品最值得肯定之处，是创作者对扶贫题材内涵的深度开掘，其集中表现，则是对田根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按照剧情的设定，田根生是一个四十六岁的恩施农民，在城里当过工头，后因病致贫返乡。开场时，田根生是个实足的“二流子”形象，随着剧情的进展，他变得自立自强，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又给人以希望的人。
田根生是这部戏的主角，也是这部戏的“轴”，戏的全部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这根轴而展开的。我以为，这是一种跳出套路又传承有自的处理。作为一部扶贫题材剧，创作者塑造了“扶贫尖刀班”也即多位扶贫干部的形象，但是，巧妙地把扶贫对象推到了前台，所有的戏始终紧扣在田根生身上，或者说，这部作品是通过田根生的转变写出了“扶贫尖刀班”的扶贫业绩，进而写出了扶贫的价值所在。这样的写法更彰显了扶贫的实效，因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当今许多扶贫题材作品中，应该说这是一种跳出窠臼的处理，让人耳目一新。
“田根生”的转变，又让人联想起文艺史上“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实际上，在延安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中，“改造二流子”具有母题的意义。王式廓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或秧歌剧《改造二流子》，都已成为现代文艺史上令人难忘的作品。延安时期文艺作品表现“二流子”，目的不在于丑化或批判“二流子”，而是表现“二流子”的转变，用当时的评论家的话来说，“劳动让人从鬼变成人”。延安时期这些文艺作品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又引导和帮助更多“二流子”像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几十年后再次品读这些已成历史的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最深刻的历史变革是人的变革，是人心的变化。这也正是“改造二流子”题材最本质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照进山窝窝》以及“田根生”这个形象，接续了延安文艺的传统。扶贫必先扶起志，立志才能拔穷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减贫“奇迹”，它的内涵不仅是一系列经济指标，而且是精神的充盈、人性的高扬，是许许多多“田根生”们的转变中闪耀着的人道主义的伟大光辉。
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对“穷”的控诉。贫穷，使李凤兰不得不委身于没有感情基础的老男人，失去了真正心爱的田根生。贫穷，让七尺男儿田根生“宁愿强忍辛酸、被人耻笑腰弯屈”，成了“刁民”，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贫穷，迫使幺妹每天穿得像叫花子，扼杀了花季少女的“开花的梦想”。不论是李凤兰的哀叹、幺妹的委屈，还是田根生的自责，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不同侧面推动着田根生的转化过程，令这个形象更具感染力，也让人体会到扶贫不仅是解决物质之贫，更是解决精神之贫，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是改造主观世界，是守护百姓生活，更是守护世道人心。我想，假若在后续的演出中，再总结经验，打磨雕琢，“田根生”完全有可能成为扶贫戏的一个典根生型形象，长驻在当代中国的艺术舞台上。
当我们抓住了“田根生”这个轴，观看《太阳照进山窝窝》，有如欣赏一幅传统书画手卷，徐徐展开，景象渐次呈现。一出场，田根生为首的二流子为了争取一个贫苦户指标竞相“比穷”，舞台上打得不可开交，“刁民”形象尽展眼前。热开场的处理，让观众迅速进入了剧情之中。顺着这个逻辑，后面的故事围绕着田根生与扶贫干部的“斗智斗勇”展开，田根生的人物形象也渐渐丰满。而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大量“旁续”，呈现为一个故事牵出另一个故事的叙述形态。在《摸底》一幕中，借田根生和李凤兰的私房话，交待了他的人物前史，原来，“二流子”的外表下的田根生，是个有情有义有本事的汉子。接下来，祖奶奶拿着贺龙部队留下的借条出场，讲述了一段革命家史，于是，我们又知道，田根生成长的家庭环境，有着支援革命的光荣历史。这些片段，不着痕迹地为田根生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同时，又给这部扶贫题材的作品建构起了超越扶贫的辽阔而丰厚的“远景”。透过舞台上的三五人物，我们仿佛看见了革命年代，“只听那脚板儿响，不见人做声。大家不要怕，这是贺龙军……”，这是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我们又仿佛看到田根生带着乡亲们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体会到社会普通建设者的艰辛。在这些“远景”的衬托下，作为脱贫的“近景”变得更加清晰。我以为，这样的处理，丰厚了作品的内涵。创作者没有就扶贫论扶贫，也不是单纯从社会救助、道德情义的意义上解读扶贫题材，而是以舞台艺术的方式，把“扶贫”展现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讲清楚了为什么要扶贫，扶贫为什么能成功的根本道理，从而表现了脱贫及其成功的制度力量和历史必然。
从精益求精的角度，这部作品中也还有改进的空间。从细节方面看，情节还有芜杂毛刺之感。比如，祖奶奶撕毁红军借据的设计，虽表现出了祖奶奶对田根生“恨其不争”的心情，但似乎过于激烈。借据是革命历史的遗存，如果改为捐给当地博物馆，或将其作为田根生农家乐里陈列的“传家宝”，更有意义。再如，李凤兰因为有了老男人的孩子而无法跟田根生走，以及“尖刀班”班长肖近山对扶贫干部之“艰难”的叹诉，似也都有蛇足之嫌。这是因为，田根生与李凤兰的悲剧根子即在一个穷字，点到即可。而扶贫干部所有的辛苦及其价值，已完全映射在“田根生转变记”中，直接的诉苦告白，反而是对作品艺术品质的损害。而从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来看，作品虽吸收和展现了恩施耍耍、滚龙连厢、彩手舞、民间小调等元素，以民族风情烘托了人性之美，不过相较于恩施丰富的民族民间文艺宝库而言，现有的挖掘包括方言的运用，特别是这些元素与题材的融洽度还不太够，如果加入更多此类元素，比如给田根生多一些展示“才艺”的机会，再多加入一些“恩施味儿”的唱段舞姿，不但有助于塑造人物，让内在的情感获得愈加直观的欣赏性，从而令全剧更加耐看。
当然，些许瑕疵没有妨碍《太阳照进山窝窝》以舞台的精彩呈现时代的精彩，以时代的精神贯注艺术的精神，以一个人物的生动塑造折射出一场社会的伟大变革及其不朽成就，并为同题材艺术创作乃至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借鉴。
责编：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