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悠久的年画艺术长河中，上海年画实属“晚辈”。但是正如上海这座城市一样，上海年画虽然年轻，但是后来居上。上海年画是中国年画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
谈到上海年画的起源，学术界有一种看法：清代嘉庆年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上海南城隍庙一带聚集了一些纸锭、香烛、甲马等民俗行当，这就是上海年画产业的雏形。此外还有一种看法，它把上海年画的始发时间推后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说是在当时上海的小校场地带，有一些店铺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后来商铺的生意越做越大、从代销发展为研发经营一一由上海店铺出资，聘请桃花坞匠人绘稿及印制一一可谓谓“苏州制造、上海出品”。据说上海年画产品在绘稿、工艺、纸质等方面后来居上，不仅在本地市场站住了脚，甚至返销苏州。
以上两种关于上海年画起源时间的看法，在事实上并不矛盾，它们前后相接，大致勾勒出了早期上海年画发生、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场域。当今国内学界基本肯定，上海年画的发轫与苏州桃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年以后更是如此。这一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苏州受重创。为躲避战乱，大批桃花均商人、艺所迁至上海，一时间底改变了江南地区的年画产业格局，也为后来几十年中国年画艺术江山的发展变迁埋下了重要伏笔。
桃花坞人来到上海，多聚集在城南小校场一带，重操旧业。所谓“校场”，指的是一种军事操练及比武的专门场所，旧时各地都有。据记载，上海的练兵校场始建于明代正德九（年）。到了清康熙五十九年（年），因提标右营全军移师上海，老场地容纳不下，遂另辟新地块，原先的场地就被称作“旧校场”或“小校场”年长日渐，旧校场的军事功能逐渐废弃，演变成了街市。因为毗邻城隍庙，小校场慢慢形成了以日用百货及书画，古玩、香烛等民俗产品为主的业态。至光绪初年，年画业务越发兴旺，据说“方圆百米之内，众多年画店铺林立其间，彩幌遥对，金匾夺目一一如果逢年过节，则人来车往，晨聚暮散，行商小贩延趸画者源源不断，酒家。茶楼、旅社皆座无虚席，人满为患”时人编录的《沪江商业市最词》中专门有诗云：“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逞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可见在当时的上海，年画交易已经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商业现象。
小校场年画继承了桃花坞的技术体系，即采用木版刻印的手法。后期虽然引进了西洋石版印刷技术，但依旧延续了木刻版画的语言风格。在规格尺寸方面，则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做了一些适应性的改变一一小校场年画大多为三裁（约30x50厘米）、四裁（约20x40厘米），在木版年画中属于中小型规格，这应该是为了适应上海居民居室相对窄狭的状况。与采用传统矿物顶料印制的桃花坞年画相比小校场年画的色彩更显鲜艳浓烈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较多采用了新兴化学染料的缘故。匠人们选择西洋染料的动机其实很简单，色彩效果也许是考虑的一个方面，价格低廉则是最直接的因素。小校场年画之所以大量采用德国禅臣洋行代理的“普士蓝”“禅绿”这两种色，就是因为它们便宜。制作成本的考量，深刻地改变了艺术产品的外在面貌，这个事实深刻地提醒了我们：年画首先是一种商品。考察研究年画艺术，必须结合社会需求、产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就画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