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作为“文化人”的美术工作者是抗战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美术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文化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影响；党通过把文化人纳入革命事业内部的管理策略，一方面，用制度的形式充分肯定文化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以充分吸收、尊重、管理、教育文化人的政策，不断推进相关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在此脉络里，美术社团机构也因此被“组织起来”。相应地，美术社团主办的革命宣传刊物以及开展的美术活动，遵照党的文艺政策所展开的政治逻辑对延安美术体制的形态建构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延安美术体制形成的过程中，美术类文化人也逐渐在党的管理与教育中，成长为革命的美术工作者。
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如何争取、管理以及教育文化人成为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环节。为了吸收文化人加入党的“统一战线”，形成与“枪杆子”相配合的“笔杆子”文化“军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实行了一系列的吸收、尊重、教育等管理政策。其中，把美术类文化人组织起来，纳入社团进行管理成为党的重要领导策略之一。在不断发展的社团美术活动中衍生出的社团运行规则，以及社团的宣传手段——美术期刊体制等也对延安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延安美术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对其与文化人关系的正确认知与管理——即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把美术工作者纳入革命事业的内部。在此逻辑下，党可以用革命文化军队的要求对美术家的文化实践进行规范与教育，而美术家在党所领导的美术组织里，在自觉地承担宣传任务的同时，也从思想和心灵上契合了党的期待和要求。因而，也可以说，延安美术体制的形成过程，是党对文化人的认知、管理以及美术工作者自身成长的双向互动过程。
一、党对文化人的认知及文艺政策的制定
“文化人”是知识分子的总称。但在抗战时期，“文化人”这个词却有着丰富深厚的历史内涵，在当时它涵盖两层意义：“一是特指专门从事文化事业和宣传工作的人士；二是泛指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般知识分子。”据考证，在抗战时期，最先使用“文化人”一词的是著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他在年起草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中最先使用该词。时隔1年，他又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再次使用“文化人”这一词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分别用“我们文化人”和“全国的文化人”来指代这一具备文化知识的群体，号召他们行动起来进行抗战。
“文化人”一词随着邹韬奋等人的使用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大会报告等相关文献里大量使用“文化人”一词，同时，文化人自己在撰写文章时也经常使用该词，以表达他们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该词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在不同学者眼中可能有所差异，如抗战时期的一个作者黄枯桐写的《谈“文化人”》，认为“从事于教育生活和文艺生活的人们，都是文化人”。“从事于新闻、杂志等刊物的所谓‘操觚者’”，也都属于狭义的文化人。在很多情形下，“文化人”同“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经常通用。“文化人”这个称谓，既是党和群众对文化工作者的亲切称呼，包含着期待和希望，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美术工作者作为“文化人”的一种，也汇流于“文化人”阶层中，在抗战美术运动中，起着用美术宣传革命、服务抗战建国及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正因如此，党对文化人在抗战中的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年3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确定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的专论，明确提出建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的目标，文化人作为“文的战线”开始与“武的战线”并重，“笔杆子”与“枪杆子”相结合起来。“文化人是拿笔杆子的”，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如何建立“文”的“统一战线”、组织文化人加入革命队伍，是党面临的新课题。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内部文件下发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制定的第一个关于“文化人”的重要文件。该文件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把知识分子吸收进来后，要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使其“革命化”和“群众化”。关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意义，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工作中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是“治国治党治军”不可分割的部分。党的领导集体对此的认识也是一致的，陈云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中认为革命“要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甚至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抢夺”问题：“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抗战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否争取和“抢夺”到“文化人”那样的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能否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不用“抢夺”，至年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胡一川、江丰、华君武、古元、王式廓、胡蛮、力群等美术类文化人都于抗战期间来到延安。面对文化人的大量涌入，对于因为应付频繁战事而在苏区还无暇顾及文化人问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需要深入考虑对其的管理策略。毛泽东认为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故当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面对新的形势，组织和管理文化人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
与对其他行业“组织起来”的管理理念相同，共产党也把文化人“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管理。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美术家没有不参加组织的——有的进入学校，有的进入社团，也有的进入军队文艺宣传部门，所有美术工作者都被安排在一定的组织位置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党对美术事业的管理。这些涉及美术文化人的组织有中国文艺协会、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新安旅行团美术组、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前线画报社等。针对如何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关怀、支持和引导文化人的问题，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明确提出要“重视文化人”，对文化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保障；对于文化人的特点，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指示》以革命事业来衡量文化人的贡献，同时给文艺家充分的创作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与此同时，《指示》里的“文艺家”是涵盖所有类别的文艺工作者的。这充分显示了党对文艺家的宽容、理解及尊重。该文件同时也对组织团体做了期许和要求，对于不同类别的文化人，“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并明确了文化团体在推动文化运动、培养文化人才以及宣传、联络等方面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采取文化团体方式管理文艺，并将其视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此外，该文件的出台除了表明对于文化人的管理与规定外，同时也对他们的自我管理指明了方向。
把美术工作者纳入社会团体的管理中，旨在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开展文艺运动》，鼓励各级文化部门动员开展文艺运动，优待文艺家。在上层建筑建构方面，共产党也对推动文化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来“团结文化人，领导文化工作”。为此，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文章，指出因为文化运动的开展“不仅仅推动着抗战，并且也有助于建国”，把文化运动看作建国的推动方式之一。而在此之前中共除了下发了一些关于对文化人的争取、欢迎，以及文化运动、设立组织的政策外，具有真正的、系统的、全局性意义的文艺政策还未有过。随着党在延安工作的深入，来到延安的文化人在生活和创作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对“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等认识模糊、出现偏差，并由此引发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家与工农结合等问题的争论，看法难以统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年5月2日至23日先后召开了3次文艺座谈会，最后凝结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导思想，回答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为”的问题，并辨明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关系等政策性观点。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文件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为指导中国文艺活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面贯彻执行。《讲话》的发表及“工农兵文艺”方向的确立，使文艺家在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他们心灵的改造和创作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中国共产党对于延安解放区文化人、社团组织机构的领导，进入一个新的体制化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许多美术家深入群众生活中，熟悉群众语言，学习民间美术形式，创作了大量民间年画、新洋片、木刻、漫画等作品，把延安美术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不断发表领导讲话和报刊社论，指导文艺建设。美术工作者们也自觉肩负起了宣传任务，利用各种形式向外传播党的主张和政策。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报刊对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重要作用，其目的是让广大的干部、群众知晓政策，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他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党非常重视舆论阵地的建设，把宣传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其实，美术类报刊也一直在进行政策的宣传，如《东北画报》上刊登的古元的《焚地契》、安林的《人民组织起来》；《前线画报》中发表的蔡若虹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田夫的《部队怎样进行思想教育》等作品都是在宣传党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反复强调报刊的宣传作用，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深知文艺在思想改变和观念转变方面的巨大作用，希望美术作品能够用视觉图像“明劝诫，著升沉”、影响人心，希望以文艺理论和美术作品等为媒介，传播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使广大群众形成一种集体的革命信仰与认同意识，自愿自觉地加入革命队伍。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取得对文化的领导权。谈及政权的重要性，董必武明确指出：“政权既是关系千百万人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方向，所以一切革命的政党，最重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如果不夺取政权的话，革命究竟要做什么呢？”故从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上，“抗战建国”压倒了艺术之为艺术本身，政治性、革命性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的鲜明特征。党对文化人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为延安美术的组织与管理提供了依据、方向和准则。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地体现了党的文艺思想，构造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美术生产与传播方式，建立了新的美术发展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党的政策对美术工作者的思想流变，从心理上拨动他们的内心世界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使作为“文化人”的美术家们置身于国家、民族的兴亡担当之中，美术也因此担负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二、革命的美术社团：美术队伍作为战斗力量
中国救亡图强的现实与美术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美术家们，自觉担负起“文化人”的社会责任，他们积极组织社团、加入美术队伍，建立自我认同系统，用自己的绘画技术来介入抗战宣传，而文人的这种自觉担当意识正好与党对文化事业“组织起来”的管理思想不谋而合。随着文化人大量地涌入延安，文人结社、创办报刊蔚然成风，延安文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延安时期最早的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便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组织起来”的开端，同时，也是文化人自觉将革命与文艺联系起来去影响群众并“促成巩固统一战线”的实践阵地。
中国文艺协会是年在丁玲的倡导下建立的。丁玲发起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是“愿在苏区的文艺队伍中当一名新兵，来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光荣任务”。毛泽东认为这个团体的成立，“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是“文武双全”的开端。中国文艺协会承担着“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重大责任。张闻天、博古、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讲话也都以不同角度提出了相似的任务和要求，主要为了“发展工农大众文艺”，并把它传达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可见，“协会”这种文艺团体是作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来为“扩大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发挥作用。
中国文艺协会的特殊性使它不同于之前的行业工会，也不同于“左联”时期的群众团体。协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丁玲、成仿吾和徐梦秋等16人为干事，丁玲当选为干事会主任，确定出版独立的机关刊物（在独立机关刊物出版前，决定在《红色中华》报上出不定期的副刊）。在管理模式上，协会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组织形式——下分“组织部、联络部、研究部、总务部、出版部、机关志编委会、俱乐部、图书馆等”，在协会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健全组织工作，在人员分工上更加明确，根据会员特长将其编成若干小组，如“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戏剧、唱歌、漫画等小组”。这种由党从组织上积极介入对文艺社团的领导方式，促成了文艺家在社团内的自我成长和提高。中国文艺协会由此形成了在党领导下，由干事、委员等领导组成的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以及出版协会会刊等的宣传体系，这种较为完整的社团模式，给后来成立的社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党创造“工农大众的文艺”积累了实践经验和组织尝试。
此后，各种文艺社团不断涌现，美术社团从其隶属和功能上大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起到文艺统一领导和组织作用的社会团体，美术是其所属的一个门类：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第二类是各文艺社团总会下属的美术小组，如新安旅行团美术组、西北战地服务团美术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等；第三类是党组织的具有独立职能的美术团体，如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等；第四类是美术家自由结社建立的美术团体，如鲁艺漫画研究会、北方画会、苏中木刻同志会、鲁艺木刻研究班等。这类社团以研究美术技法和理论、开展创作等专业性活动为主。
董必武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时认为：“一个政权施行政策，要有许多机构。”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党在延安时期对机构化的文艺社团管理逐渐趋于成熟，年11月14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它的定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总的领导机关”，为边区政府指导文化人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在边区文协的管理之下，不同艺术种类分支机构延伸出来。边区文协在组织方面包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团体。这样从领导体制上既整合了边区的文艺组织，也有利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为了加强对边区美术工作的管理，年8月，“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指导延安美术工作”。
边区文协与苏区及延安之前成立的文艺协会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其一是组织更加专业化。在文协下面成立了包括科学研究、诗歌、音乐、戏剧、美术等部门团体，门类分布更加细致、专业与广泛。各部门文艺团体的成立使得文艺运动由独立的领导机构直接管理，而不再从属于宣传机关，边区文协在会员分类、会员的权利与义务、会内的领导组织原则等方面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其二，边区文协的文化活动较之以往，在刊物宣传和奖金设立等政策方面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从而带动了抗日革命文化运动的深入、广泛开展。中共领导人依托它进行政策贯彻和群众文教运动的说服动员，边区文协出版的刊物如《文艺突击》《团结》《解放》与《边区群众报》等也更加丰富多样；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了资助延安青年文化人的创作，特设立“五四青年文艺奖金”，奖金评选虽未明文规定标准，但也有默认的原则：在艺术形式上注重是否含有易于被群众接受的大众化、通俗性特点，在内容表现上须承载一定的政治功能。为了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奖金评选专门通过“五四青年文艺奖金评阅委员会”进行评定，在奖金设立、征文条件、作品种类等方面都做了规定和说明。奖金的设立，促进了边区文艺创作的繁荣，激励了文艺工作者的成长。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作为其下属的文艺团体，成立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受到《讲话》的感召，美术工作者开始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他们上前线，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开展美术活动，制作新洋片和其他美术宣传品，采用“将故事画、宣传画与口头演讲相结合”等各种形式进行根据地抗日宣传。
除了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外，统一领导和协调整个文化界的重要文艺团体还包括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以下简称“边区文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下简称“延安文抗”）等组织。这一类的社团组织，承载着整个文艺运动的管理、发展。社团经常开展以下工作：联合延安的文化人，建立和发展各文艺小组；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开展文艺活动；主办《文艺战线》等会刊；不断健全组织形式。他们设有最高权力机关，职务上设有常务理事、理事、候补理事等管理职位，并明确管理职责，协会会员的队伍也扩大了。与此同时，这种管理机制也加强了与文化各界的联系。
在统一的具有独立职能的美术团体中，陕甘宁美术工作者协会具有突出的地位，它的前身为年2月7日在延安成立的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延安美协”）。延安美协成立不久，由于战争的影响，在年4月29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更名为“陕甘宁美术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边区美协”）。随着机构的不断发展和人员的持续增多，在组织形式上也常常根据需要对常务委员、理事、执行委员等领导成员进行调整，江丰、王曼硕、马达、胡蛮、钟敬之、力群、蔡若虹等人都曾被选为领导机构成员。边区美协成立之后，举办美术展览成为其重要工作，它主办过3次重要展览：“年美术展览会”，年的“反侵略画展”与“讽刺画展”，3次展览的作者覆盖了延安的多数画家，吸引了大量群众参观，在边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该展览还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美术批评与论争。具体来说，年的“讽刺画展”由作者华君武、张諤、蔡若虹3人合写了创作谈《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多人撰写评论文章，江丰、力群分别撰写了《关于“讽刺画展”》《我们需要讽刺画》，江丰、力群的评论与3位作者的创作谈一起刊发于年2月15日的《解放日报》。之后几天，《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关于“讽刺画展”的文章，有黄钢的《讽刺画展给了我们些什么》、林默涵的《讽刺要击中要害》、记者的报道文章《看了讽刺画展以后》等，这些评论把展览推向高潮。展览的盛况据当时的报道是“极拥挤”“今日前往参观者，不下千人”。以当时的延安而言，能有如此多的观众，引发共产党及文化界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