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是我崇拜的偶像，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他的铁粉。我们相识近六十年，记得年，好友温泉源带我到美院宿舍，第一次见黄永玉，情景犹如昨日。居室很小，由于我们的到来，原先在那里的客人马上起身告辞。他走后，黄对我们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出了点事。后来才知，他就是吴祖光。
那时的黄永玉早已是鼎鼎大名的木刻版画家了，是我最喜欢的为数不多的前辈版画家之一。他的木刻版画几乎每幅都很精彩，题材新颖，构图丰满，造型生动，装饰韵味，特别是画中的刀法技巧，堪称绝技。那幅著名的《春潮》，在汹涌波涛中，骁勇的渔民掷出锋利的渔梭，刺向翻滚的大鲨鱼，看那联结渔梭在空中飞旋的绳索，简直刻绝了！我想至今也无人能及。据说这是黄永玉特意到荣宝斋，跟木版水印技艺精湛的刻版技师学的，用单刃刀在梨木版上刻出变化多样的单线，此技法难度很大，他运用在著名的《阿诗玛》版画插图上。这套作品，被公认为是最具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的版画经典。
几年前，我孙子上小学，我送他上学路上看他欢快的样子，马上联想到黄永玉的版画《全家送我上学堂》。这幅画是他年创作的，同样运用了木版水印套色技法，画的是土家族爷爷妈妈送孩子上学的情景，爷爷戴着斗笠，叼着烟袋，手提饭盒，妈妈夹着雨伞，右手提孩子雨鞋，左手提个墨水瓶，腰间还别着水壶，孩子背着书包夹着小黑板，他们走在上学的路上。三代人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特别是那些生活物品，斗笠、雨伞、雨胶鞋，说明当地常下雨。饭盒、水壶、墨水瓶、小黑板，说明学习环境艰难，离家较远，中午饭在校吃。这些都是当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就是这样艰难的情况，也比过去好多了，孩子有学上了，民族的未来有希望了。黄永玉就是土家族人，对这些更有很深感触。他还为这幅画配了首儿歌，我一时记不全了，便打电话问他，他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放羊，今年我也七岁了，全家送我上学堂。”这短短的四行儿歌，道出了社会时代的变迁。
我虽与黄永玉相识多年，但我们见面却不多。黄永玉曾说，他结识李可染先生多年，却只去过他家一次。“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他说的也是我所想的。除此之外，我还有另一思虑，他学识渊博，我学识浅，他的很多知识我是够不着的，谈不到一起恐面临尴尬。我虽去他那里几次，但都不是我单独一人。每次都受益匪浅。听他饶有趣味的谈吐，知道许多奇闻轶事，更感受到他为人治学态度的严谨。特别是他那做事不断、充盈着创造活力的精神状态，世上艺术家少有。他不仅创作不断，而且总有新的绝活。他常说，“我没有一天闲着”“我每年都想做有意思的事”。这与他表叔沈从文的说法一致，“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作家李辉先生说得精辟：“‘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的确，我接触的许多先生，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哪怕身处逆境，做事一直是他们心中所系。做事，让他们内心沉稳而从容，文化的一点一滴，其实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中的积累，延续。正是如此，他们的生命才没有荒废，才在文化创造中安身立命。”黄永玉不正像一个盛满文化琼浆的神奇宝瓶，瓶里源源不断地倒出芳香四溢的玉液，润泽人们的心田。
这不，我刚接到他儿子黑蛮兄给我寄来的请柬，他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永玉的紫砂壶》展，请柬是他的一幅画，十分别致，中间画他双手张开提着紫砂壶，前面摆着一排紫砂壶，题字更有趣：“年纪大了，活得好好的，空耗着双手总是愁人的，所以找了这些事来做，您有空请来看看。黄永玉敬约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时年九十五岁真诚地辞谢花篮和花圈永玉再叩”。九十五岁的老人有这种创造力，精、气、神实为罕见。
黄永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凭我浅薄的学识恐难说清。仅知他少年离乡，四处漂泊，饱尝艰辛，磨砺了他的坚韧意志。特别是在那国难当头、流离动荡的岁月，他身边的爱国志士、文化前辈影响着他，加深了他的家国情怀。同时他饱览祖国山河，祖国母亲丰富的文化乳汁，充实着他的知识储备。在福建泉州，他有幸遇见弘一法师，受他指教，法师给他留下墨迹：“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些文化养料滋养铸就了他仁爱的艺魂。他风趣地说：“我死后的墓志铭都想好了：‘爱，怜悯，感恩’。”他的一切创造都是对祖国文化养育之恩的反哺。记得几十年前，他就发出“民间美术是母亲”的感慨。湘西，黄永玉出生的地方，也是“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的地方，这里的人民也为他骄傲自豪，他们在新民歌唱道：“湘西在哪里？在阿公的故事里，在阿婆的织锦里，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在黄永玉的绘画里。”这是故乡亲人对赤子黄永玉的最高褒奖，我衷心地祝福恩师健康长寿，赞他做事不断人不老！
（作者：廖开明，系版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