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即佛教全书,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按类汇编成册,形成《大藏经》。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其经典译成不同的文字,并有了不同文种的《大藏经》。其中,北传大乘佛教中。以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最为著名,而其他文字的《大藏经》往往是这种两种《大藏经》的翻译。藏文《大藏经》在编纂分类及内容方面自有特色,分为两大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意译为”佛语的翻译”,”甘”指佛语,即佛讲说的一切显密经典,”珠尔”意为翻译,”甘珠尔”也可简译为”佛语部”。因此,《甘珠尔》中所收均是显密佛经和律,即经藏和律藏。”丹珠尔”意译为”论典的翻译”,指印度的佛教大师所作有关显密论著,是对佛语部的进一步解说和诠释,因此,也可简译为”论说部”。《丹珠尔》所收以印度佛教大师的著作为主,兼收部分前弘期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佛学家的著作,而不收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派大师的著作。
一、《甘珠尔》、《丹珠尔》的编纂及版本
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在传统的藏传佛教史著作中,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为开端,即公元七世纪。从公元七世纪到公元九世纪朗达玛灭佛前,近二百年时间是藏文佛教经典翻译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就是前弘期。这一时期的翻译以显宗为主,包括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大部分显宗经典已翻译成了藏文。前弘期的译经主要译自于梵文,有一部分是法成等人从汉文翻译的。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是藏文佛教经典翻译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翻译以密宗经典为主。吐蕃王朝时期的翻译是在政府的组织下统一进行的,而十一世纪后的翻译大都是分散进行的。
十四世纪以后,因印度本土的佛教衰落,源头无水,西藏的译经活动渐趋停顿,间有翻译,也是少量的。据《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成书于年,元至治二年)一书统计,到西藏传教的印度等地的佛教学者有九十三人,前后弘期的译师有一百九十二人,而其中自仁钦桑波起的后弘期译师有一百三十七人。当然这个数字并不精确,因布敦以后还有多位译师,而布敦本人也未计人其中。若将清代初期敏珠林寺的译师达玛室利以前的均统计在内,有二百二十二位译师。《甘珠尔》和《丹珠尔》是众多译师的心血结晶,再加历代信徒的精心呵护,使藏文佛教经典得以流传。尤其是在后弘期,雪域各地的地方势力,无论是教派和家族结合而实施政教合一者,还是割据一方的土司,均不遗余力地支持佛教,自然包括对佛教经典的刻印和抄写。
《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编纂整理也经过了许多代学者的努力,才日益完善。吐蕃时期编写的三大目录,应是藏文《大藏经》的雏形。吐蕃时代的译经和编目,基本上保存至后弘期,是后期学者编目时的重要参考。十一世纪,后弘期在卫藏传播”下部律法”的鲁梅·慈成喜饶等编写过《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开创了后弘期编目之先河。②十二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十分风行,藏文佛经受到重视,仁孝乾祜二十年(年)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有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之事。③其中西番藏经指藏文经典,番藏经指西夏文经典,显然西夏也流通一种藏文《大藏经》,但具体内容不详。
在西藏最早编纂《甘珠尔》、《丹珠尔》的是后藏的纳塘寺,该寺属噶当派,十三世纪时与萨迦派关系密切。卷丹柔贝热止是纳塘寺藏文《大藏经》的编纂者,他早年在纳塘寺经院学法,拜纳塘寺住持角敦巴为师,后学业有成,为纳塘寺的著名学者,著作有十六函之多,弟子有卫巴洛色绛曲益西、嘉央巴等人。其弟子嘉央巴因曾装鬼惊吓上师,遭到卷丹柔贝热止的严厉训斥,在纳塘寺难以驻足,只好前往萨迦寺。年嘉央巴受到元朝皇帝普颜笃的迎请,作为应供上师驻锡于大都。期间,嘉央巴给卷丹柔贝热止寄来墨、纸张等众多资具,作为编纂《大藏经》之用。
卷丹柔贝热止在卫巴洛色绛曲益西、译师索南沃色、江若绛曲本等人的协助下,广泛搜集藏文译本,并进行整理、汇编、校勘和抄录等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得以完成,将抄写完毕的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供奉于嘉拉康殿。卷丹柔贝热止编写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目录,其中《甘珠尔》目录称为《甘珠尔目录·日辉》。卫巴洛色又编写了简目。纳塘本是最早编成的《甘珠尔》、《丹珠尔》,从此起抄写、供奉《甘珠尔》、《丹珠尔》成为一种风尚。
萨迦、蔡巴等纷纷供奉纳塘本《甘珠尔》和《丹珠尔》。蔡巴·贡噶多杰担任蔡巴万户长时期,邀请布敦大师以纳塘本《甘珠尔》为底本,进一步校勘、整理,贡噶多杰自己编写了《蔡巴甘珠尔目录》,并以混合的金银粉抄写了一部《甘珠尔》,计有二百六十函,世称《蔡巴甘珠尔》。布敦大师住持夏鲁寺时,对纳塘本《丹珠尔》进行校勘,完成夏鲁本《丹珠尔》等方面的史实,亦如前文所述。一直到十五世纪初,藏文《大藏经》仍以抄本传世,以上述纳塘本等为底本,转抄成泽当、贡嘎、丹萨替、江孜等众多抄本,几乎各大寺院均有供奉。抄本《大藏经》在纸张、书写等方面非常讲究,往往用贵重金属如金、银并加各种珠宝粉末来缮写,字体工整精美,极具艺术观赏价值。
十五世纪初,明成祖重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用,大力扶持藏传佛教,于年在内地刻印了藏文《甘珠尔》,并赠送给藏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噶玛巴、大慈法王等人。”永乐《甘珠尔》”是藏文《甘珠尔》的首次刻印,对其保存和流传意义深远,《如意宝树史》中说永乐《甘珠尔》是铜版印刷。公元年,明朝万历年间,在北京嵩祝寺番经厂,再次刻印了《甘珠尔》,被称为”万历版《甘珠尔》”。《如意宝树史》中认为明代内地刻印的《甘珠尔》,均以《蔡巴甘珠尔》为蓝本。明末清初,云南丽江木土司索南热丹在丽江刻印了全套《甘珠尔》,同样是以《蔡巴甘珠尔》为蓝本。后来,这套《甘珠尔》经版搬到了里塘寺,称为里塘朱印版,但于光绪三十四年()被清兵烧毁。
进入清代之后,藏族地区出现了多种《大藏经》木刻版。年,安多卓尼(今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土司摩索贡布(汉名杨汝松)出资刻印《甘珠尔》,以里塘版、南京版和西藏手抄本为底本,经过全面的校订后雕版印刷,历时九年,至年刻完全部经板,费用计白银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五两。⑤《大藏经》的刻板印刷费时费工,而且耗资巨大,非强有力的地方势力支持,则难以完成。
公元年,在总理西藏政务的颇罗鼐·索南多杰的资助下,以《蔡巴甘珠尔》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尔》,供奉在纳塘寺,称纳塘版《甘珠尔》。年,又刻印了《丹珠尔》,同样供奉于纳塘寺。
年,德格土司丹巴次仁担任施主,刻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年完成,被称为德格版。其中德格版《丹珠尔》目录由著名学者慈成仁钦(—)撰写,名为《藏译一切智者日亲教义论疏全集·永布法施奇源·普蔽盛世福云·精彩史话·涨潮新月》,简称《德格丹珠尔目录》。慈成仁钦,精通五明之学,三十四岁任德格印经院主校,参与德格《大藏经》的校勘事务,被人尊称为”续钦”(意为”大校订者”)。该目录编写的形式是:”书名——著者——译者”或为”书名——著者——卷数(或品数、颂数)——译者”。如:”《大乘庄严经论之解说》,阿阁梨世亲著,计为三千六百颂,印度堪布释迦桑哈和大校订者、译师贝孜等人译。”⑥德格版《大藏经》因校勘精细,印刷精美,字迹清晰,纸张质量上乘,在藏族社会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众多版本中流传最广。
年起,卓尼土司丹松次仁(杨声)组强人力刻印《丹珠尔》,成立了专门的刻印机构,设总管二人,副总管三人,下有写版工五十人,画卷首佛像及负责校对的十人,刻板工三百余人⑦,至年告竣。目录由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吾撰写,名为《善逝教义之论疏丹珠尔目录·如意珠鬘》,简称《卓尼丹珠尔目录》。
除以上版本外,尚有北京版、库伦版、拉加寺版、昌都版、不丹版等多种版本。年,日本将北京版《甘珠尔》(康熙版)、《丹珠尔》(雍正版)影印出版。年,德格版在美国再版流通。年,台湾南天书局出版了美国学者巴博主编的藏文《西藏大藏经》。年在成都成立藏文《大藏经》对勘局,组织专家学者,校勘、审定《甘珠尔》、《丹珠尔》,已完成《丹珠尔》的对勘任务,其中部分已正式出版,名为《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各种版本的函数、部数不尽一致,以德格版为例,《甘珠尔》计有一千一百一十四部,《丹珠尔》计有三千五百五十九部。二、藏文《大藏经》的其他文字翻译及研究
自公元十一世纪之后,藏传佛教以卫藏地区为中心,出现繁荣景象,并开始向四面辐射,藏传佛教经典遂流布他处。其中,经河西走廊传向蒙古高原,是最为主要的传播路线,从而形成信仰藏传佛教的另一大区域。
十二世纪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一片兴旺,深得西夏皇室的敬重和支持,藏传佛教的数位大师被尊为帝师,位居西夏诸僧之首,如贤觉帝师、玄密帝师等。从河西走廊到贺兰山脉都有弘扬藏传佛教的道场,而且有大量的藏文显密经典译成了西夏文,包括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部分祖师的著作。译为西夏文的藏传佛典,如《圣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圣大乘三皈依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大密咒受持经》、《不动总持》、《圣顶尊相胜母供顺》等,其数量巨大,几乎涵盖藏传佛典的各个方面。
但因这些西夏文佛经流失海外,从藏文翻译过的经典数量、显密种类等问题尚无圆满的答案,而只能存疑。国内近年来发现的一些西夏文经典中,多有译自藏文的,如年8月出土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中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计有九册,属木活字版印本,从题记知该经译自藏文,属藏传佛教密宗经典。除译为西夏文外,藏文经典在西夏境内还译成了汉文,如《佛说圣大乘三皈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等,以及噶举派大手印法类的经典,收在《大乘要道密集》中。西夏时期,藏文经典已大规模地翻译成了其他文字,经典的翻译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元代,如前文所述,部分藏文显密经典陆续被译成蒙文、汉文等文字。
藏文《大藏经》的完整翻译在明末清初。十六世纪,第三世达赖喇嘛与俺答汗在恰卜恰会面,俺答汗选择了藏传佛教信仰,再加上第三世达赖喇嘛亲赴内蒙传教,藏传佛教很快席卷了蒙古高原。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经典又开始翻译成蒙文,而经典的翻译对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生根开花是至关重要的。年,哈喇慎部著名译师阿玉锡固锡创制了蒙古文”阿里嘎里字母”,以便翻译梵音,他还创办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许多藏文佛经翻译成了蒙文。年,蒙古林丹汗即位,十分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召集贡噶敖德斯尔等三十三名学者,继续翻译《甘珠尔》中未译完的部分,并对旧译重新校订,至年译完整套《甘珠尔》,并用金字缮写
。年,康熙皇帝命净住寺达喇嘛乌拉特顾实毕力衮达赖、阿巴噶德木楚克、乾清门二等侍卫喇喜等人,重新校勘旧译《甘珠尔》,后汇编为一百零八函,并组织人力刻印,至年全部木刻印刷。乾隆皇帝又命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负责将《丹珠尔》译成蒙文,章嘉国师会同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达顾实阿克旺丹丕勒、唐古特官学总督衮布扎布、西黄寺札萨克喇嘛却丕勒多尔济、隆福寺札萨克喇嘛丹森却德尔等近二百多名蒙藏学者,从事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为了提高蒙文翻译的质量,制定标准、统一的术语,章嘉国师奏请皇上同意后,着手编写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字典,题为《正字贤者之源》。
该字典按般若、中观、上下对法、律藏、宗派、密咒、因明学、声韵学、工艺学、医学等分类,搜罗广泛,译名准确。章嘉国师还制定了译经规则和范例。七世达赖喇嘛对此赞扬说:”我亦曾见到大成就者章嘉活佛为有利校订译稿而编成的正字法字典,它可以和从圣地印度把佛经首次译成藏文时符合法王译师们心意的《语合二章》和《翻译名义集》等著作相媲美,受到大众赞誉。”⑧从年至年,经七年时间,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其中不少经卷前人已有翻译)⑨,计有二百二十五函,并刻板印行。乾隆皇帝对《丹珠尔》翻译的完成,大加赞赏,向众译者颁赐奖品。
乾隆皇帝晚年又让章嘉国师负责,将蒙文《甘珠尔》译成了满文。《章嘉若必多吉传》讲当时在京喇嘛中选择了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每译著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并进呈皇帝审阅。乾隆悉心审阅后,还更正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经过多年,才全部译成。但是,上述《传》中缺乏有关翻译详情的记述。
近代以来,藏文《大藏经》各种版本被日本、美国、法国等国收藏,并展开了相关研究。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编纂有《西藏大藏经甘殊尔勘同目录》(甘殊尔即甘珠尔),将北京版《甘珠尔》勘同现存的梵本、汉译本等编成目录,分为秘密部、般若部、宝积部、华严部、诸经部、戒律部等六部。日本学者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多田等观等编纂有《西藏大藏经总目录附索引》,.年刊行,以德格版《大藏经》和汉译《大藏经》之间逐一勘同而成。日本壬生台舜著有《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尔分部比较表》(),河口慧海出版有《奈塘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目录》。丹麦学者哈尔著有《德格版和拉萨版甘珠尔比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