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大学的回忆
作者：王恭建
山西大学创始人之一李提摩太的人生片断。
年慈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中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聘请其为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李提摩太集传教士、政客、学者、探险家于一身。
在年2月的第期《万国公报》上，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这篇文章是由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译。后来人们把这篇译文视为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标志。
年的英国哈佛孚德神学院，礼堂里座无虚席，魁丽斯夫人正在演讲，她讲：“中国人是非基督教世界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要拆除民族间的篱笆，用跨越民族的文化，让神的光芒投射到世界最大最封闭的那片辽阔土地，使他们像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一位年轻人被她的话题深深吸引。不久，哈佛孚德神学院收到了一份到中国北方传教的《申请》，后获得了浸礼会协会的批准。这递交《申请》的年轻人，就是李提摩太。
年11月，24岁的李提摩太怀揣着要影响东方古国的鸿鹄之志，搭乘上英国“亚克利”号轮船。他翠年2月抵达上海，随后在山东烟台、青州，用以内力发掘与外开拓展的劲头去传教。与其它的传教士不同，他很擅长结交权贵。在年，他在烟台传教的时候，就结识了李鸿章。在其他场合，他又结交了当时的权贵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明初的权贵。
年，中国北部遭遇罕见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次年11月，李提摩太带着李鸿章发的特别通行证，沿路看到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灾情远超他的想像，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写成了一份灾情报告上交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国荃召见时说：“饥荒是可以减缓，既可移民东北，也可招募灾民，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铁路、开矿，如果再次发生灾荒，也方便外界调粮至此……”他向中国各宣教协会和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立即募捐赈款。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外侨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负责向国内外劝捐赈济；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英国和西欧各国募得6万英镑善款，折合白银约20万两。农村中，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达25万人。民众对他的称呼，由“洋鬼子”过度到“济世洋大人”。年4月，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立即电请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内容为“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李提摩太拟《山西教案章程》“款用于兴学，盖是晋地‘赢’了！”岑春煊以“方今士习浮嚣，危言日出，全赖昌明正学，救弊扶颠”为念，将令德书院与晋阳书院合并，于年5月8日成立山西大学堂。学堂新校典礼，李提摩太讲到：“禳神宝地，幸得清风起，建大雅怡心学堂，庋藏古籍甚富。赖于上帝惜才拨雾，台约尔用钢模汉字复活了宋朝木刻活字。硕望熏人，奉教习勿畏难，除旧俗，创新科，究天衍自然之运，讲授有益之新学，实验仪中可求天道真知。智慧美善之义，先师孔子，西方耶稣夫子，释迦本师，因其弟子而成其德。学子用心领受，欲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识……凡推荐就学之生员免缴食、宿、书籍费，每月每人发给8块银元”。李提摩太为山西大学堂最大限度努力用最优资源帮助山西大学堂成立和发展。
年4月，74岁的李提摩太在一次外科手术恢复了健康，他带着“蓄爱甚久”的信念执念情念文念在《中国地图》前祈祷。“人生难得最是情”。李提摩太带着对中国的留恋，有感使命尚未完成，希望回到中国继续宣教，预定当年秋天的船票。不幸的事，4月17日享年74岁的老人安息了，在他手里仍旧握着那张将要前往中国的船票。
辛亥革命时期的山西大学
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彼时山西大学堂的学子亦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加入同盟会、宣传民主思想、从事革命活动……万折必东终归海！
担当，山大学子踏上救亡图存之路
自山西大学堂成立之日始，国运衰微之际，山西大学堂的爱国学生无不痛心疾首，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毅然走出书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彼时的许多山大学子都曾加入同盟会，大力宣传民主思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光复山西，四处奔走，表现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高尚品德，也为共和国制度的建立作出积极贡献。
年山西大学堂西斋创办时，李提摩太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该院在翻译和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客观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随着留日学生的大批派遣，有不少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曾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特别是随着第一批留日学生的回国，大量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清政府黑暗腐败，讴歌革命，颂扬民主，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书刊也随之带回学堂。这些书刊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震聋发聩的号角作用，给山西大学堂的青年学生们以巨大影响和鼓舞。不少人正是在阅读了这些革命书刊后受到启迪，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后，反清民主思想的宣传更为广泛。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也踊跃投入这项工作。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扩大革命宣传等途径宣扬民主共和。
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分批回省后，办理的革命刊物主要有三种。年创办的《晋学报》是山西省内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年，更名为《晋阳白话报》，因为宣扬革命言论被封禁。同年11月，《晋阳公报》诞生，年春，该报因报道、揭发晋抚丁宝铨在交城、文水两地屠杀百姓的罪行，遭封禁。此外，还有南桂馨和赵戴文在太原创办的“振兴派报社”，专门代销《国风日报》《晋阳公报》《民呼报》等报纸，在群众中影响也颇大。
除自办报刊外，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还积极参加国内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办理工作。景耀月曾与于右任经办《民报》与《民呼日报》，揭露日本的亡华阴谋，发动民众参与反帝反封建运动。年秋，《民呼日报》被查封，景耀月按照孙中山、黄兴的指示，与范鸿仙等另行创办《民吁日报》，并担任总编辑。后因再次被查封，又改名《民立报》，继续宣传革命思想。此外，景耀月还在《国报》《夏声》《汉帜》等刊物上发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如《国报大旨》《国民自治会意见书》《论国民主义》《祝夏声发刊序》等文，都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山西大学堂的留学生、毕业生创办的革命报刊，给沉寂闭塞的山西打开了窗口，使人们从中懂得了更多的民主革命道理，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对推动山西的反清革命运动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行动，接受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活跃在各大革命活动中。年山西巡抚张曾扬派遣50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有山西大学堂的谷思慎、王用宾、景耀月、荣福桐、刘懋赏等人。同年底他们便组织起了“山西留日同乡会”，景定成等人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景耀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建工作，曾担任同盟会的组织干事。同盟会成立后，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纷纷入会，当年参加同盟会的就有景耀月、谷思慎、王用宾、荣福桐、王国枯、刘绵训等人。不久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在东京成立，景耀月、谷思慎、王用宾、荣福桐等人曾为其负责人。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到年入会的山西籍留日学生就有50多人，列北方各省之首。
同盟会成立不久景定成奉命回国活动，路经太原时在山西大学堂发表演说，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号召大家起来推翻满清统治。此后景定成回到运城秘密建立了革命活动机关“回澜公司”。回澜公司在晋南的活动，为辛亥起义后革命派在这一地区坚持革命活动，反对阎锡山背叛革命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山西分会成立后，即投入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运动中。首先，领导山西争矿运动。年10月，山西留日学生大会在东京举行，通过了《留东学界通告内地废约自办公启》，提出了争矿的具体办法。年初，景耀月、王用宾等人联合他省留日学生致函外务部，请求废除伦敦福公司的矿务专办权。年春，山西保晋公司赎回矿权，争矿运动以胜利告终。
当时，山西同盟会的骨干多为山西大学堂的留学生和毕业生，他们提出了将来国内起义时“南呼北应”的战略设想，并责无旁贷地主动担负起“北应”的责任，积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山西的同盟会员对“秀才造反百年不成”有自身的理解，为了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掌握武装力量，于是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省内并以发动军人参加革命为主要目标。王建基等人到包头一带活动。年在萨拉奇发动起义。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王建基被捕。这是同盟会在北方进行武装暴动的第一次尝试。
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山西大学堂的学生积极响应，为光复山西作出了重要贡献。温寿泉曾同阎锡山一起发动太原起义。续桐溪在山西大学堂读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年为了革命的需要，毅然放弃学业，回家乡创办了川路学校，为反清革命斗争培养了许多干部。辛亥太原起义后他被阎锡山任命为“忻代宁公团”团长，组织地方武装转战晋西北、大同、雁门等地，功勋卓著，威名远扬。他曾率民团两三千人以急行军突入大同、雁门等地，孤军与占据优势的清军苦战40多天，创造了辛亥革命中的“塞上奇迹”。
在辛亥革命期间山西民军南下光复河东的战役中，也有不少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参加，其中有王用宾、景定成、李秀、陈德坤等人。李秀在河东战役中被俘，慷慨就义。陈德坤也在河东战役中光荣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成就，参与创建和捍卫共和制度
山西大学堂的不少学生在毕业后还为建立共和国制度做出突出贡献。当时革命刚取得初步胜利，百废待兴，许多事情无章可循，稍不慎就会影响全局。在那个根基未稳的年代，山西大学堂涌现出一批有着卓越能力，甘为祖国奉献的青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大学堂毕业生景耀月，他曾亲自参加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性的伟大事件。他的贡献主要有：一是以“组织中华民国会议”议长的身份，主持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亲手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主持孙中山就职典礼，向孙中山交付大总统印绶。二是参与民初法制建设。年12月，景耀月组织各省代表会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次年，湖北六省与湖南五省提出《大纲》修正案，景耀月等人据此拟定《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获得临时参议院全案三读通过。第三，组织民初教育改革。中华民国成立后，景耀月被推选为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又代理教育部总长职，同时兼任南京法政大学校长和上海中国公学教授，“亲手拟定了我国第一部民主教育法规、制度，实行男女受教育平等，废止祀孔读经，奠定了我国近代民主教育的基础。”孙中山先生特意手书“高远”二字给他，以示敬意。
不可忽视的还有山西大学堂毕业生周克昌，不仅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总统府和财政部顾问，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同时，还有王用宾等人，在辛亥革命成果即将被篡夺时挺身而出，投入到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当中，组织山西临时省议会、奔走南北、谋声讨伐，积极追随孙中山护法运动，后又追随孙中山入粤护法。
辛亥革命中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们（包括毕业生和留学生）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光复山西，建立共和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推动辛亥革命浪潮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瀛公园”与“山西大学堂”。太原文瀛公园是太原市最古老的公园，已有年的历史位于太原市中心区的海之边，面积11.9万平方米。漫步园内，辉煌历史俯拾皆是，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走过古朴的万字楼，仿佛闻到了笔墨书香。年前，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山西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双一流高校山西大学的前身就诞生在这里，才惹的此时此地书香四溢。
瀛者，海也，文瀛即文海，自有辽阔宏大气象。后查资料，有一说法是太平兴国四年（公元年）宋太宗毁晋阳城后三年在晋阳以北的唐明镇重建新城，当时护城河一部分水域名为海子边。而唐明镇有晋文公祠——原山西省政府大院。为纪念晋文公的夫人、秦穆公的女儿文赢，遂称海子边为文赢湖，后人又加三点水，称“文瀛湖”。此说从何而来，未及考证。不过此地在清光绪年间辟为市民游览休憩之地时，即名“文瀛湖公园”。一方面或因为近代西方造园艺术与公共空间观念，而以“文瀛”名实因园中湖水，与“文海”未必有关。辛亥革命后，称“文瀛公园”；因孙中山曾入园游览演讲，于年更名“中山公园”。之后名称之变动，多含政府与国民关系的政治趋向，如年的“新民公园”，年的“民众公园”，年的“人民公园”，年的“儿童公园”。今名定于年夏
追溯历史，这里曾经是山西省乡试贡院，科举废后改作省立太原第一中学。关于贡院乡试，晚清著名传教士、英国人李提摩太曾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提及。年山西乡试之年有试子七千余人参加，他与同事在试子中间发放中国传教士写作的《良知之镜》之类基督教宣传小册子，并进行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某次征文，鼓励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据说有一百多篇论文参与角逐。而经历数次变革，贡院遗踪早被雨打风吹去，令人无法怀想七千余人在连次排比的方寸号房中起行坐卧，奋笔疾书的景象。
年，张之洞巡抚山西，于文瀛湖岸北建楼，被命名为万字楼，因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此演讲，又被称作为孙中山演讲楼。起初为促新政之进行，故初命名为“劝工陈列所”，陈列山西土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寓发展民族工业，实业救国之意。陈列所前地势平旷，渐成进步民众集会场所“太原公会”，并见证了清末民国包括太原争矿运动游行示威、声援上海“五卅”游行、“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游行集会等活动在内的诸多活动。孙中山应阎锡山之邀在年9月考察山西，其间在太原讲演五次，三次在此楼上进行。“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盖今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造成共和自由幸福。”慷慨激昂自不待言，时至今日，余音仿佛还在寰宇之间回荡。
年庚子之乱爆发，仇教情绪燃烧至晋省。年5月，李提摩太上书李鸿章，给出处理教案章程，第三条便是对山西省处以50万两罚款，但不是据为洋人所用，而是用于创设新式学堂。“专为开导晋人知识”、“教导有用之学”。（《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此建议获李鸿章首肯，学堂筹备被提上议事日程。然山西缙绅将办学一事视作西人对本国教化权的侵犯而一度抵制。同年11月，《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签订，学堂开办成议，只限中西教育，不得基督教宣传与布道，传教士无权参与学校行政。年初，岑春煊已奉上谕，奏请在太原设立了令德堂书院改制而来的山西大学堂，教授中学为主。李鸿章请李提摩太全权负责中西大学堂事宜时，后者摩拳擦掌，在上海提前聘定教习，购买设备，意欲在中国新式学堂建设中有所作为，可谓雄心勃勃。于是，李提摩太一行正式到达太原时，便形“一山二虎”之势。经多方拉锯，“中西大学堂”本身筹建告停，作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建立，存续时间被限定为十年。即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管理十年后并入山西大学堂。由独立而有时限地依附，不难想象李提摩太的不惬于心。其中中西纠葛，岑春煊所上《奏请将中西大学堂归并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折》露有端倪：“臣等以其（指李提摩太）捐己得之资为晋省育才，足见诚心爱晋。惟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权。……按之约章，衡之各省，似尚无他大害。与司道等再四筹商，佥以委曲求全，因与定议，复与合同内声明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一样看待，显示以畛域之判，即隐杜干预教育之权。彼时实以迅了巨案为心，并非真冀收育才之效也。”言说中，有迎合上意与基于自身处境对教育主权的担忧，有遵从《章程》之处，有与东南各省比较争胜之意，但最可能让李提摩太意外的，大约还是岑春煊“实以迅了巨案为心，并非真冀收育才之效”的本意。《四川官报》年第18期转录《北洋官报·纪山西大学堂》一文，记录下大学堂开学的一时盛况：“大学堂新造房舍现已落成，统计中西斋各课室及学生寄宿所有五百间左右。中斋添聘分教习三四人，学科分经学、政治、历史、算学、舆地、测绘、理化、东文、体操诸科。中斋学生二百人，西斋土籍学生一百六十余任，客籍三十四人，于七月二十四日两点钟在大公堂行开学礼。该堂南北宽五丈四尺，东西长十丈八尺，高二丈五尺有奇。中悬中国龙旗，旁悬英美瑞典三国国旗，因堂内有三国教习也。抚学院及司道各官均躬往视学，并请各学堂任学务者十余人到堂观礼。连督办杨监督、敦总教习率中西各教习监视学生行礼毕，由委员读抚学院、监督、总教习训词，摄影而散。”已然是硝烟暂时弥散后的一派敦睦气象。
时人记述山西大学堂“建于省垣之东南隅，地势宽展，规模宏大,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校内分中西两斋，中斋属华人办理，西斋为西人所管辖。中斋之内,学生之膳食宿附焉,西斋之内有大礼堂、博物院、藏书室、办公室、应接室各一所，其构造不为不善矣。教员之住宿舍，休息室等，也无一不备，其布置不为不工矣”（新长富《晋矿》）。眼前的建筑虽题额“山西大学”，实是西学专斋的大礼堂。礼堂由主楼与两侧翼楼组成，砖结构建筑。主楼宽三间，高三层，顶部有方形钟楼一座，窗户略有破损，或已不敷用。两侧翼楼高两层，窗口装饰西洋式方柱。楼顶为两坡水屋顶。外观平衡对称，颇具美感。据说还是山西省唯一的无大梁和内柱的新式建筑。因层高有限，环形阶梯又厚重敦实地占据不少空间，礼堂内部并不算亮敞。文物保护规定的黑板迎门而立，因已被用作初高中部的教学楼，反而保护良好。大厅中，汉白玉栏杆回环而上，扶梯两边墙上分别镌有《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员题名录》和《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为玻璃所封，昏黄灯光下字迹清晰可见。上至二楼，一片寂静，两侧楼道里学子们正伏案自习，与当下任何中学无异，与楼中曾经的晚清前辈们也可能庶几近似。太原史记：年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奉谕旨设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以太原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址。年6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利用庚子赔款成立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借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的黄华别墅作为临时校址。年，山西大学堂在侯家巷购置土地亩，开工建设新校舍。年秋，新校舍落成，山西大学堂全部迁入。
“令德堂”书院与山西大学作为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堂有着厚重的历史源渊，而山西大学堂的成立又离不开一座叫做“令德堂”书院。清光绪八年（公元年）张之洞担任了山西巡抚，初到山西张之洞就发现山西省对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在明末清初晋商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全国前列，可以说是位于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商业的大力发展和人民想要吃饱肚子欲望使得当时的山西人士气衰微！张之洞科班出身，当然知道读书学习和人才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就与山西府治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上奏朝廷，在原晋阳“宝贤堂”的旧址上重新建立一座新学堂，名为“令德堂”书院，后来王学庄丁忧去官，就由新的治学使吕凤歧接手，吕凤歧是悉心规划，在位于现在“文瀛湖”的南边选址新建。整个书院严格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书院规制布局建设。聘请了一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担任“山长”或讲师。比如说主讲的王轩先生，他是同治年间的壬戌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与地理学及金石考订且颇有成就。再比如协讲杨深秀，不久便做了令德堂的“山长”，他就是中国清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令德堂”书院最初的学生有30名，后来扩至50人，陆陆续续增加到了70人，“戊戌变法”后的高潮期，在“令德堂”肄业的学生达人。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及变革之需要，“山长”屠守仁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教学改制。增加了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搏艺四大选修课，让学生们必选修一门，广览众参。可以说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改革，才使“令德堂”有了更好的发展。但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外籍教师安怀珍、刘博第等凭借着帝国主义强盗势力强占“令德堂”为他们的临时教堂，使“令德堂”书院因此暂停。其肄业生一律转入新成立的山西大学堂。不过西学专斋（现在的太原理工大）是公元年由当时的山西巡抚岑椿煊上报清朝光绪皇帝御批以后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工科类院校。这项工作是由当时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先生一手承办，最初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承袭原“令德堂”的旧制。而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人之一谷如墉及首任教师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学生来源，一部分是接收“令德堂”书院的举人和秀才，另一部分是由各县推荐一些未及科举人员。山西大学堂就是在“令德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山西大学，厚积薄发正当时！
年，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应运而生，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伟大篇章。随后，年，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基础上，成立了山西大学堂，为山西大学的历史书写了开篇，成为当时三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昔日的新式学府扛起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大旗。在历史的洪流中，均未断香火，继承衣钵，发展成为今日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始终闪耀。时间溯至年，学校进入国立山西大学时期。随着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入太原市，年，山西大学被迫分崩离析，四处搬迁，一直到我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山西大学得以重返故土办学。年，停止办学的中国大学理学院被山西大学纳入其中，而近乎同时，山西大学的法律系被划归北京大学。当院系调整的历史潮水涌来，山西大学像各大综合大学一样，难以幸免地面临分割调整的历史使命。山西大学的众多基础学科独立建设为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的冶金工程系被划给彼时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山西大学的纺织类专业连同其采矿类专业划入彼时的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山西大学将其工学院的相关专业独立，以此为基础创办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的医学类相关专业独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大学的财经类专业调整划入至中国人民大学。待一切尘埃落定，院系调整后的山西大学，变为了山西师范学院，一直到年，才重新恢复建设山西大学。历史的车轮经过山西大学，带走的和比留下的只多不少。经过山西师范学院、山西艺术学院以及山西体育学院重新组建，山西大学的的学科建设更加全面。年，山西大学获得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年，率先成立研究生院，于年，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力。发展至此，一切看起来似乎刚刚好，该来的似乎都会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工程”、“工程”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作为教育资源同样不优越的山西省，面临着艰难抉择，一个省份只有一个省属高校的名额。山西大学堪称山西省高校之母，作为开启中国近代教育序幕的高校之一，山西大学在山西省人民心中的份量举足轻重。
山西大学美术教师柯璜与“教育图书博物馆”。山西的图书博物馆创始人为柯璜，浙江省黄岩县，前倾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山西大学美术教师，山西博物馆馆长，山西图书馆馆长，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他毕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致力传播儒学，钻研书画，在中国书画界名声斐然。柯璜，于年出生在浙江桐屿的岐黄世家，家学渊源，其祖父柯眄陶嗜书如命，其父柯之清人称“台州华佗”。柯璜十八岁中举，后于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攻读博物学、美学，年毕业后，分配到陆军邮传部任主事，因个性与仕途不合，回乡办书院。他在乡收到好友景耀月的一封信，信中夹有山西大学堂监督渠本翘的亲笔签名聘书年7月，他考虑山西大学堂师资雄厚、名宿云集，于是携妻回凤清负笈辞乡抵达太原。柯璜学识渊博，课堂常讲中国之前途、山西之前途而探索的内容，教学之精彩引得座无虚席。柯璜儒学功底深厚，撰编了《孔学十年大事记》。年12月，袁世凯恢复君主制，柯璜奋笔而书、一气呵成写下《讨袁檄文》，寄给《民主报》主编王云五。不久，柯璜先生被人告知躲避，不然险遭遇刺。年，山西省政府为推行“六政三事”，鉴于柯璜专业，阎锡山聘请他在太原文庙筹设图书博物馆。他撰拟《山西圣庙图书馆简章》，有：“普及德育、智育、体育，促进社会进步。”经费来源地方公益款及绅士捐助。为补藏书不足之憾，他倡导捐书和存寄书画以充实馆藏，大藏书家郭象升、常赞春、张贯三、孙殿岚、大书法家赵铁山等分送大批书籍，寄存馆内。年10月9日，教育图书博物馆开业，系山西省第一座综合性的省立图书馆，也称“山西圣庙图书馆”，占地9.1万平方米。社会名人贤达撰制楹联送馆，政府官员争相送匾，馆内殿庑庭柱所挂楹联琳琅满目。廊屋殿宇内分博物、图书两部。设有“历史博物陈列室”“全国教育成绩陈列室”“世界植物矿物地质标本陈列室”“幼稚教育教具陈列室”“世界动物标本陈列室”。藏书室分四处外，另辟藏报室一处。旧籍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新籍及外文图书按世界图书分类法分类，前冠有革命文库类，编有书本式目录初编和复本专目。馆内还有常赞春等私人藏书家寄存的书籍，其中的稀世秘籍，特辟专室保藏。在文瀛湖公园设阅览书报分室及循环文库。他还派人赴日本调查图书馆、博物馆设施，购买标本、仪器、图书。柯璜觉兹事体大，撰写了《山西省立图书馆目录》。当馆务经费不足，柯璜亲自动手，擘画经营。为稳定资金来源，用文庙的很多空房开了个官驿，亲自打理，充实馆藏。由此，蔚为壮观的文化空间名耀三晋，圣庙嬗变为开智的圣域。柯璜兴办教育，出任五校之长，创办了“三晋中学”“新民中学”“尚志小学”“养正幼儿园”。在书画界，有南吴（昌硕）北齐（白石）西柯（璜）之称。20世纪20年代，柯璜在北平曾和齐白石（齐璜）合作一扇面，一书一画相得益彰，后被传为“二璜唱双簧”的美谈。他平时作书，喜用一管很重的铜笔，墨沸热后动笔，其草书被后世喻为“肖芝永旭素”。太原“长风剧院”及迎泽公园长廊内“郁郁葱葱”的字迹是柯先生题写。年，“五卅运动”爆发，柯璜自印《警告山西同胞急起援助沪案》《吾国对于英日历来外交之失败》等讲稿，号召：不可一日离弃存亡兴废，正值千钧一发之间之堂堂神州中华古国也。抗日战争期间，柯璜携家人一路颠沛流离到了重庆，住到歌乐山公寓，靠卖书画维生，与林森、冯玉祥、于佑任、臧克家等人，经常一起谈论战局、品诗评画。解放后，柯璜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西南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重庆艺术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年由重庆到山西，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年11月26日，柯璜病逝于太原，享年87岁。
变革中进步的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堂曾经是我国最早仅有三所“大学堂”之一，有着深厚的底蕴；甚至除了南、北二京以及上海的大学，其他省没有哪一所大学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组建山西大学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用“庚子赔款”作为山西大学堂的经费。因此事实上，“庚子赔款”山西支付的其中一部分，从一开始就被直接用于山西大学堂的建设，这一段时期大学堂发展最快的时期。直到年时，山西大学堂也仍然是仅有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是最早创建以中西合璧为特色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积极的探索方案。在这期间，山西大学输送了相当多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归国后，都成为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年高等教育大调整期间，山西大学却遭到空前打击，院系拆分，校名被改，使得山西大学到现在依然没有抬头。山西大学具体的拆分如下：文学院、理学院组建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医学院组建山西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工学院冶金工程系并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化工工程系组建太原工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工学院纺织工程系、采矿工程系并入西北工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入北京大学。
太原近代教育简史。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碰撞日益频繁，中国建筑发生了急剧变化，教育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过程。近代学校建筑的发展变革，同样也是中国建筑在近代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太原自古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近代太原的历史变革，无不影响着近代教育，乃至近代学校建筑。
太原的近代学校建筑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封建社会衰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王朝为了“自强、求富”，采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来维护其统治，自清朝末年推行洋务和“新政”以来，对传统的书院教育开始进行改革，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创建于光绪十年()张之洞奏准清廷创设的“令德堂”,改变了传统的读书方式，是晩清山西书院体制最完备、教学最优秀的书院。
随着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学堂制度转变的肇始。一时之间，兴办学堂蔚然成风。从蒙学、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的兴建，使太原的近代教育初具规模。年在太原东门里大教场附近，创办了山西武备学堂，年在上马街东口路北首创农工商学校，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山西公立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农业学堂、医学专门学堂()、省立一中(),政法学堂().陆军测绘学堂().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一阶段为太原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时期。有了这些新式学堂，“士之由高小毕业肄业于中学大学者，实繁有徒。”
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为太原近代教育建筑的兴盛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和“Il四”运动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广泛传播，阎锡山以“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为宗旨，兴办教育，《山西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使山西教育事业纳入了政府工作日程，走上有计划发展的轨道。教育的兴旺，直接带动了学校建筑的发展,并形成了风格多样的建筑形式。
年创办外国语言学校，年创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年成立私立进山中学，年成立私立山右学校，年建立的私立中和学校于年迁至上兰村新建校址（现为华北工学院）。年创办平民中学（平民路山西化学厂宿舍至营坊街小学一带）、成成中学等，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太原形成，为太原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第三阶段（~）
这是太原近代建筑活动的萧条时期和结束阶段。年，侵华日军攻占太原，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太原为日伪控制，阎锡山地方政府南迁。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基本停止，日本侵华战争阻碍了太原建筑近代化的进程。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抗战时期迁走的学校虽已返回；但由于战争频繁，无力进行新的建设，建筑活动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入近代以来的最低潮。
二、重点学校的建筑
在太原近代教育所形成的众多学堂中，可以山西大学堂、山西省立一中、山西省立川至医专、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进山中学五所学校为代表。这五所学校的总体规划和整体的建筑形态结构各异，成为研究太原近教育筑的宝贵实物资料。
山西大学堂
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型大学之一，光绪二八七年（）,清廷颁发谕旨“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次年又公布了《钦定学校章程》。英国耶稣教浸礼会教士李提摩太，为解决山西教案问题，利用山西庚子赔款白银50万两创办了一所中西大学堂。学校占地亩，由敦崇礼负责修建计划，是当时学校建筑中质量较好的一所，年新学校在城南的侯家巷（现为太原师范学院）落成。大学堂分“中学”、“西学”两专斋。中轴线上建有大礼堂、大成殿；东区为“西学”专斋的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教室、宿舍等；西区为学生宿舍、中斋讲堂。
大学堂现存有主楼、大礼堂、围墙、大门及“中斋”部分学生宿舍。主楼为中部四层，两翼二层，砖木结构，顶部为平台，上建有方形钟楼一座，两侧翼楼各宽十间，下辟拱券式门窗，上为方形窗洞，西洋式倚柱女儿墙，立面为英国中世纪城堡形式，与列柱式的围墙和凯旋门式的大门组合在一起，颇为壮观。
年，“西学”专斋教师瑞典化学博士新常富在所著《晋矿》一书中，对山西大学堂曾有以下描述：“是校建于省垣之东南隅，地势宽展，规模宏大。实不愧为大学之名焉。校内分中、西两斋，中斋属华人办理，西斋为西人所管辖。中斋之内学生之膳宿附焉。西斋之内有大礼堂、博物院、藏书室、办公室、应接室各一所，其构造不为不善焉。它如教员之住宿舍、休息室等亦无一不备，其布置不为不工焉。一千九百零七年间，西斋又自购电机一副，以供酉斋内外院舍一切电光之用，从此大学堂内辉煌异常，明亮夺目，其建筑不为不精美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所观。”
山西省立一中
年，科举制度废弃后，山西地方政府设立了“山西公立中学堂”，年易名为“晋阳中学堂”，年又改名为“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年8月山西当局以全省各地排列为序，将学校正式定名为“山西省第一中学校”，是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
旧址现仅存北面的三排主教室，坐南面北，现存房屋门窗具有典型的民国建筑特点。第一排为卷棚顶，五標四椽屋架，南门洞门楣雕刻有葡萄、根、茎、叶造型，北门洞门楣雕刻有牡丹和叶子的造型，雕刻精美，立体感强；第二排为硬山顶，前出檐后为封护檐；第三排为硬山顶，前带廊。廊柱上有一斗三升承托穿插杭，挑檐標下垫板为透雕回纹式样和双龙头式样，做工十分精细。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校址在小北门街，年开始兴建，是当时省城规模最大，设备最全，人数最多的中等专业学校。学校从年开始兴建至年，历时四年全部建成。学校大门坐北朝南,整个布局沿用了中国建筑传统的中轴线突出、平衡对称的手法。占地面积平方米。有大门、礼堂，操场两侧为学生宿舍各10排，操场北端是学校办公楼（称主楼），楼东西为对称的两座图书阅览室、录事室，并建有学生饭厅、盥洗间、医院等。主楼二层，平面呈凹字形，中心九间前设檐廊，卷棚歇山式屋顶。在建筑结构上开始使用较大跨度的人字木屋梁架，外观设计引用西方做法，建筑装饰不拘于中国传统做法。大门综合外来建筑形式，采用中国建筑手法，中心砌圆券门洞，门内为传达室，被称之为洋式学校大门。东、西图书馆各面积为平方米，墙身设方型砖柱，卷棚歇山式屋顶，窗户为桃尖式发券形式。主楼梁架基本上保持中国传统建筑手法，但在梁架结构处理上也有了较大改变。栏杆引用西方建筑的圆柱型花瓶式栏杆，雀替保留中国传统。学校主要建筑物的布局及设计总体上保持了中国传统形式，在单体建筑上又吸收了较多的外来模式，是由传统作法向近现代建筑转变的一个实物例证。
山西省立川至医专
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是山西省医学院的前身，是山西省创建较早的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年8月成立了山西医学传习所，年山西医学传习所改称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年又改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年山西大学复校后，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并入山西大学，改为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并于年9医院。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位于太原市精营东二道街,现存建筑有原医专办公室二层主楼一座，图书室一排，为年所建。川至医专原占地面积8.4万平方米，东起当时的工程师街，南接徐永昌公馆，北邻精营东边街，西至原新民头条。原校门坐东朝西（正对新民中正街），有办公主楼、图书室、病理教室、各种科研教室、学生宿舍、教授宿舍、运动场、防空洞以及医学院的各种门诊室、病房等。主楼坐北朝南，为两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为平方米。四周门窗为西式木质门窗。正中一层门、二层窗两边西式半圆柱。室内圆形独立支柱，支撑着横架于其上的梁，饰内外柱头为文艺复兴式。整个建筑平面按功能对称设置，造型中西合璧，建筑立面层次分明，屋顶上覆中式瓦顶，前坡两山墙檐口砌有护栏作用的女儿墙，其为镂空栏杆，雨水顺屋顶檐沟排入雨水管中。后坡屋顶无女儿墙，釆用猫头、滴水直排式。楼内大厅及二层厅设西式圆柱各两根，室内施木质地板、吊顶、楼梯，梁架釆用木构“人”字架形式。外墙下部饰有须弥座线条，办公主楼建筑装饰细腻考究、华丽典雅，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式建筑紧密结合、精心设计的实例。不但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
进山中学
创办进山中学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相继爆发，阎锡山在“进山会议”后，决定“为救济天资聪慧学行兼优之贫寒学子”，吸取西方文化科学，为自己培养“人才”。学校年成立。“进山”二字取自《论语子罕篇》“譬如为山”的“山”字和“进吾维也”的“进”字，有“前进登高”之意。建校之初，临时占用当时步弓街的“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年方迁入新建于上兰村的校址。校园设备完善，环境优美.建筑均釆用30年代盛行的“宫殿式”校舍建筑。
三、太原近代学校建筑发展的特点。
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独特的体系，以其卓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势力侵入,随之而来的洋教建筑，掀开了太原近代建筑的扉页。涌现出一批由中国建筑师和少数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不同形态的建筑作品。这些建筑引进国外近代建筑形式和先进建筑技术，并在建筑近代化的过程中，继承、借鉴、发扬了传统建筑风格，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以木构建筑为主体建筑形式。
学校建筑风格的多样性：旧建筑体系在原有的传统建筑体系里延续，基本上沿袭着旧有的功能布局、风格面貌和技术但受新建筑体系的影响，出现若干局部变化。新建筑体系包括从西方引进的和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新型建筑，具有近代的新功能、新技术和新风格，其中即使是引进的西方建筑,也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中国特点。
第一种是传统式（又称宫殿式、复古式）。这类建筑从整体格局到细部装饰都保持传统建筑的形制。如进山中学图书室一座带天窗的歇山顶。山西省立一中则釆用了带廊（或无廊）硬山顶，结合开间比例，突出传统建筑的结构形式，来表达“中国式”建筑。并按新功能设计平面，是太原近代建筑运用民族形式的代表作。
第二种是混合式（又称古典式）。这类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注重功能性，外观则是“中西合璧”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基本上是中西建筑相结合的教学楼，平面布局、柱式、门窗、小栏杆为西方近代建筑手法，如国民师范学校主楼梁架在结构处理上有较大的改变，即歇山处理上将两边房间的墙体直砌到屋顶，標子搭在山花墙顶部，山花墙做承重，墙面装饰了外来拉毛水泥饰物，但材料使用白灰膏仿拉毛水泥，然后用青灰涂饰。对称布局、坡屋顶又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虽有初步中西建筑相结合的韵味，却也有相当的水平。
第三种是“现代式”。当时称为“现代化的中国建筑”。这是具有新功能和釆用新技术、新造型的建筑，主要釆用砖木混合结构，西方古典构图为基础，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山西大学堂这类建筑追求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符合教学功能，属西方古典建筑类型。
太原市近代学校建筑的共同特点：注重现代功能与传统建筑群相结合，虽然存在着不同的建筑类型，但在使用功能上都追求采光、通风、朝向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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