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约年前的殷商晚期，中原大地温暖湿润，密布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大量的犀牛。从现代生物分类学上来看，那时的犀牛分属不同的属种，在体型和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古人在造字时便取“犀”、“兕”来分别指称。根据《尔雅·释兽》中对二者的描述：“兕似牛，犀似豕”，再加上晋代郭璞对其作注时写道：“（兕）一角，青色，重三千斤”，“（犀）形似牛，猪头，大腹，卑脚，有三蹄，黑色，二角……”，可以大致推断“兕”应当为独角犀属的印度犀或爪哇犀，而犀则是双角犀属的苏门答腊犀。
图1：犀牛不同亚种的体型对比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了商王狩猎犀牛的刻辞，其中《殷墟文字乙编》第片便记载了商王“焚林而猎……获十五兕”（图2）；有时商王也会用猎获的犀牛用来祭祀，制作于帝乙或帝辛六年的“宰丰骨匕”（图3）上有刻辞：“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戠兕。王赐宰丰、寑小、（矢旨）兄，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大意是：壬午日那天，商王在麦的山脚下猎获了一头罕见的犀牛，商王赏赐了随员，当时正逢肜祀之期，便用这只犀牛举行了肜祭之礼。随后，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进行了刻辞和镂画，以纪念这个伟大而喜庆的时刻。
图2：《殷墟文字乙编》第片卜辞拓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图3：商代宰丰骨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殷商时期，东夷反叛无常，帝乙十五年（公元前年）征讨东夷，路过附属商朝的夒地（即今山东聊城寿张镇一带）进行了巡视，并赏赐了夒地首领俞，还在这里进行了祭祀。之后俞便铸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铜器（图4），并刻文纪念：“丁巳。王省夒且。王易（赐）小臣俞夒貝。隹（唯）王来正（征）人（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日。”俞以犀牛为造型，可见位于殷商王畿和东夷之间的夒地也分布有犀牛，而且毋庸置疑，在某种意义上，犀牛是一种荣耀的象征。
图4：商代小臣俞犀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到了西周，随着定居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农耕地带向外不断拓展，为了避免野兽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周武王在公元前年灭商及其附属国后，“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但仅仅是把这些野兽驱离人们生活的区域，中原地区的犀牛仍然广泛分布。此外，犀牛也是当时贵族围猎的对象，《逸周书·世俘第四十》中记载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猎中，“狩……犀十有二”；《国语·晋语》中记载了晋国始祖唐叔虞“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这也是犀牛皮被制成铠甲的最早记载。《周礼·考工记·函人》中记载了当时专门从事铠甲制作的手工业者“函人”：“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即双重犀兕之皮）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虽然关于铠甲的寿命或许有夸张成分，但也足以见其坚固耐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记载：“（夷王）六年（前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诗经·小雅》作为西周都城镐京地区的诗歌乐调，其中多篇出现了犀牛和猎犀的记载：《何草不黄》中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吉日》中则有“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后来到了春秋中叶，据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的讲述，郁郁不得志的孔子辗转于陈国和蔡国之间，在旷野的路途中与弟子对话时便引用此句发出感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图5：战国石犀（四川成都博物馆藏）
图6：战国错金银犀牛铜带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自春秋以降，犀牛的命运因诸侯相争而急转直下。据《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在这一年的春天（前年），宋国和郑国在大棘（今河南柘城县西北）开战，宋军中便有将士身披犀皮铠甲。宋将华元被俘后逃回国内，结果被筑城百姓背地里嘲笑“弃甲而复”，于是华元让他的骖乘（即护车武士）对百姓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有牛就有牛皮，况且犀牛数量还多，打了败仗丢掉铠甲又能怎么样？）”；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也提到“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犀牛已经不见有在中原地区的记载了，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范蠡在《范子计然》中便有“犀角出南郡”的记载，此处的“南郡”虽不是后来秦初设立的具体行政区划，但可以理解为泛指南方的郡县，根据范蠡的出生地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和后来投奔越国后的生活轨迹推断，“南郡”应当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当时正值吴越相争，《国语·越语上》中记载了越王勾践作战前动员：“今（吴王）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三国韦昭在《国语·楚语下》注云：“十万曰亿，古数也。”虽然其中有一定夸张的成分，但足见战争对犀牛皮的大量需求。到了战国时期，在秦国与楚国的对抗中，楚军将士们也曾身披犀甲奔赴国难，正如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所描写的那样：“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当时的楚地据《墨子·公输》所载：“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除此之外，楚王也好猎犀牛，《战国策·楚策》中记载“楚（宣）王游于云梦……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这一时期的巴蜀一带同样可以见到犀牛的身影，据《艺文类聚·九十五》引《蜀王本纪》所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图5）。从此之后，犀牛便逐渐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治水神兽”。
图7：汉代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8：汉代鎏金铜犀牛与驯犀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经过了数百年的战争，到了秦汉，虽然铁质鱼鳞甲逐步取代了皮甲，但中原地区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绝迹，都是从遥远的南亚、东南亚进贡而来。据《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资治通鉴·卷三十五》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一带）献犀牛”，当时王莽为了炫耀威德，“厚遗其王”。到了东汉，据《东观汉记》中所载：“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即日南郡，位于今越南广治西北）献白雉、白犀”；据《后汉书·卷八十年》所载：“永元六年（95年），永昌郡（今云南省西南一带）徼外（指塞外、边外）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当时岭南一带的丛林中仍然可以发现犀牛的踪迹，东汉南海郡杨孚写有一首词《犀》：“于惟玄犀，处自林麓……或有神异，表灵以角。含精吐烈，望若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从中可以发现平日里罕见的犀牛已经带有一种神秘色彩了，所谓“表灵以角”或许就是后来“灵犀”一说的源起。也正是因为“表灵以角”，所以犀角从汉代开始便成为一味中药材，据成书最早的《本草》记载：“犀角……主百毒，蛊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民间对野生犀牛的捕杀。三国时期，东吴韦昭给《国语·越语上》做注中写道：“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晋代刘欣期《交州记》中同样记载：“犀出九德县（今越南荣市），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二角，鼻上角长，额上角短”，从中可以看出，出产犀牛的地域已经缩小到东南亚的边地属国了。到了南朝宋，犀牛在岭南还有极少分布，据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所引刘宋元嘉《起居注》中记载：“御史中丞刘桢奏，前广州刺史韦朗，于广州所部，作犀皮铠六领，请免朗官”。后来到了南朝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所载，梁武帝大同五年（年），“八月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自此以后，岭南一带再无贡犀的史料记载。据此可以推断，犀牛在岭南一带已基本绝迹。
图9：唐朝献陵石犀（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在唐代，犀牛在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镇墓兽和舞犀的形象出现。《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记载：“（林邑国）贞观初，遣使贡驯犀”，退隐的唐高祖李渊十分喜爱犀牛，因此在他去世后，李世民于贞观九年（年）将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为镇墓兽立在献陵神道上（图9），石犀底座刻有“祖怀之德”之字。唐玄宗时期，犀牛作为周边属国入朝进献的贡品多见记载，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第四》所载：“（开元）十八年（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天宝）九载（年）四月……真腊国遣使献犀牛”。正是在这一时期，驯犀表演成为宫廷表演的一部分，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所记载：“上皇（唐玄宗）每酺宴……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同在一旁观看表演的安禄山“见而悦之”；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当安禄山攻克长安后，便“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经过安史之乱后，犀牛已经是稀罕之物了，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三》中所载，唐德宗贞元九年（年），“十月，环王国（即象林邑）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皇帝让人把犀牛牵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庙让臣子们围观。然而，始于中唐的气候变冷，让犀牛很难熬过关中的严冬，《白氏长庆集》中记载了这只犀牛死在了贞元十三年（年）的冬天：“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为此白居易作《驯犀》诗一首，借贡犀难以善终而“感为政之难终也”。从此以后，随着唐王朝不断衰落，驯犀表演不复存在，驯犀进贡也逐渐停止了，《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第五》记载了最后一次进贡犀牛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年）四月，“诃陵国遣使进……生犀”。后来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年），唐裴庭裕在《东观奏记》中记载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带（今四川渠县、大竹、邻水一带）发现了野犀，随后便被送往朝廷：“（犀）既至，上于便殿阅之，仍命月华门外宣示百僚，上虑伤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复放于渠州之野”，在向臣工展示后便放归山林。
图10：唐中晚期犀牛铜像（克利斯蒂拍卖行拍品）虽然犀牛越来越罕见，但“灵犀”这样的美好意象却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所熟知的李商隐《无题》中便有“心有灵犀一点通”。除此之外，灵犀望月的图像也出现在了唐代铜镜的装饰上（图11）。到了中晚唐，用犀角制成的犀带成为帝国最高品级的官员的腰带佩饰，甚至可与玉相提并论。据《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中的记载，唐文宗在即位后，由于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班犀”，其中的通犀、花犀、班犀指的是不同类型的犀牛角，只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身配犀带。李德裕在大和八年（年）写下了《通犀带赋》，其中对通犀带极尽赞美之词：“灵可御邪，光能远烛……温兮如玉气舒虹，粲兮若晨光烁霞”。
图11：唐、宋犀牛铜镜拓片到了宋代，犀牛仍然大受宫廷喜爱。据宋代苏颂等撰《本草图经》的记载：“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可见这一时期只有永昌郡、益州郡和南海郡还有犀牛的分布。据《御定月令辑要》所记载，“景德三年（年）八月十一日风琶蛮（黎州诸蛮之一，生活于今四川汉源西南）贡犀象”。除此之外，宋代帝京的犀牛全都由东南亚的外邦进贡，《玉海》《宋会要辑稿》中有众多的记载：“占城贡方物……乾德四年（年）三月，贡犀……（雍熈）三年（年）三月，贡通犀。淳化元年（年）十月，贡驯犀”，“三佛齐贡方物……兴国八年（年）十一月，贡通犀”，“交趾贡方物……（开宝）八年（年）五月，贡犀……（兴国）八年（年），黎桓贡通犀……（咸平）二年（年）献犀牛，四年（年）贡驯犀一……祥符二年（年）十二月癸未，贡驯犀一，上令纵之海涘”；“天禧二年（年）八月，阿善遣将军卑热等百五十人来朝，贡犀”。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犀牛的进贡记录，因而时人对犀牛也变得十分陌生，以至于出现了《玉海》“交趾贡方物”条目中“嘉祐二年（年）六月丁卯，贡异兽二，以为麒麟”这样的记载，其实这里的“麒麟”便是犀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其进行了一番不知所终的考证：“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由于宋明官员服饰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对于最高等级的官员，犀带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明集礼·卷三十九》中的记载：“其朝防之服则用唐宋公服，一品紫玉带，二品紫犀带”，所以犀角的进贡仍然源源不断，正如明张燮在《东西洋考·物产·犀角》中所言“其角，宋及本朝充贡”。
图12：文俶《金石昆虫草木状》中的犀牛（明万历时期绘本）
图13：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中的“兕”（明万历时期绘本）到了元代，有关进贡犀牛的记载非常少，只有在《元史·本纪第十二》中记载了“丁卯，安南国进贡犀、兕”。明朝初年，犀牛的进贡大量恢复，据明何乔远《名山藏》中记载，“洪武四年（年）三佛齐国贡犀牛”；《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也有记载，洪武九年（年），由于三佛齐王国去世，太子继位后请求大明王朝的册封，于是“明年遣使贡犀牛”；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年）“（四月）戊寅，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遣刀越孟等贡犀象方物”。据《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一》载，明英宗“正统中（-年），“广东南海卫指挥曹忠等送占城国进贡犀象赴京，一犀道死”；据《明实录·英宗实录》载，天顺四年（年）“（五月）甲申，占城国遣陪臣究别陀朴等，陕西岷州高地平等，簇番僧头目苍者他等，四川马湖府泥溪长官司土官舍人王明德等，贡犀牛……”明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的“占城”条目中记载，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兵征讨安南，占城国王出兵相助，收复被安南占领的失地后，“（永乐）六年（年），自是屡表贡犀象及金银器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贡犀记录。
图14：明代镇河铁犀（河南开封铁牛村藏）
图15（1）：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明代八、九品武官补子（引自《三才图会》）
图15（2）：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清代七、八品武官补子自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清代，由于犀牛不再进贡，人们对于犀牛的认知只能依托历史文献的记载并加以想象，比如正统年间，于谦巡抚晋豫时，铸铁犀以镇黄河水患，后来阎兴邦作《铁犀填河庙碑记》，“……后有铁犀一，狰狞蹲踞，半出土上，背凿铭，乃正统丙寅（年）巡抚于忠肃所铸以镇水患者”。从铁犀的形态上，显然与实物相去甚远，更像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灵兽“独角兽”（图14）。无独有偶，后来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一批百科式图录类书，上面对于犀牛的描绘也承袭了这种“独角兽”的造型。除此之外，从明代开始，犀牛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了官服的补子上，如《三才图会·衣服》中所载“（武官）八九是海马，花样有犀牛”；之后到了清代，犀牛成为了七、八品武官的补子（图15）。
图16（1）：16、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丢勒的《犀牛》木刻版画（年）
图16（2）：16、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大英博物馆藏南怀仁《坤舆图说》（清康熙刻本）中的“鼻角兽”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把海外风物知识带到了大清帝国，于是中国的典籍中便出现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图16）。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也未曾见过犀牛，他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年伟大的艺术家丢勒笔下想象的犀牛形象。相比在中国已经幻化成吉兽、又带有几分可爱、灵巧的形象，西方对犀牛的想象未免显得有些丑陋、甚至狰狞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