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尝试讨论下彦涵先生的藏书票创作，但怕拿不准分寸，讲不清楚。
据说彦涵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及苦难，感叹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军旅作家孙志远为他创作的个人传记亦定名《感谢苦难》，可见苦难烙印之深。不知道彦涵的苦难主要指解放前的苦难还是文革中的苦难，亦或兼而有之。解放前彦涵曾就读于杭州美专，后投奔革命，长期在延安工作。延安生活当然清苦，集体精神却异常充沛。作为美术家的彦涵在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包括通过描绘苦难来唤起民众的革命斗志，但个人生活大抵是充实与光荣的。这一点，可以在与延安日常生活有关的研究文献中找到印证。
彦涵精神与肉体经受双重苦难，主要应在50年代到70年代间，这是时代浩劫，几本彦涵传记里都有描述。
不过与个人情绪形成反差，纵观彦涵毕生创作，其实鲜有直面苦难的作品，他一直在战斗、宣传、歌颂，以及抒情。彦涵于艺术上唯一一次鼓起勇气揭开苦难大概只有年的那款藏书票。以至于在我眼里彦涵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单是这款“彦涵存书”，另一类是他的余下全部画作。
作为版画五老之一，彦涵因年法国之行后的画风突变而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个案艺术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关于彦涵研究的论文、访谈共计约六、七十篇，我基本都读了，也斗胆谈点不成熟的体会。
应该讲，彦涵在版画创作中对几何体的运用是出国前就有的，而87年赴欧并接触到艺术家米罗等人的作品后，彦涵创作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抽象主义转换”。
米罗的画作与据说是米罗的手绘藏书票
所有关于彦涵风格切换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没有讲实彦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除去颂扬，只不过剪切老先生的一些生活经历来附会他的转向。艺术评论家们对其后期抽象作品的解读，也大体没离开“人性”、“抗争”、“大海”、“哲理”这些个空洞的字眼。
与其讲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转变，不如先介绍清楚彦涵发生了哪些转变。在这一点上，彦涵的儿子、中国美院彦东教授《彦涵艺术的发展和演变》一文是所有彦涵研究中最具价值的文献。彦东把彦涵的作品分成五个时期，并把晚期符号化的作品形式总结为月牙、三角和眼睛三种标记，作品框架结构分成框格、缠绕、板块、扭曲和放射几种模式。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没有添油加醋，没有拔高。
但彦东在此文中对彦涵的下述评论依然虚高，他说：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几何抽象趋向于理性，而彦涵的几何抽象确实社会现实的折射，这种与西方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彦涵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画家能够利用这种纯粹视觉的抽象，表现出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无疑是对现代绘画的一大贡献。
我们怎么能将西方当代艺术对几何抽象的运用就狭隘地认为是“趋向于理性”而没有像彦涵那样“包含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么说米罗同意吗？毕加索同意吗？乔治·布拉克同意吗？蒙德里安同意吗？事实上，彦涵本人对风格转向的直接表达更贴合一位艺术家的思想实际，在《彦涵艺术随感手书录》一书中，老先生谈到：
我现在有的画，不再受到自然外貌的限制，需要自由自在地运用色彩、线条、块面等艺术语言的功能，把心中的蕴含尽情表达出来。当我做到这一点时，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否则，内心总是不得安宁。
我喜欢以单纯简约的艺术语言，去表现丰富的内容。以少胜多，令人神往。
我受意识的驱使，常以飞鸟为题材作画，这是永恒美好的理想主题。
再次研究艺术规律时，包含学生时代的艺术回忆，发现失去的东西里有着不该失去的好东西。重新捡回来，这是过去违背艺术规律的反作用。
在抽象绘画中，在不定象的形式中，它蕴蓄灵慧，至为高超，既无形又有意，抽象中存在诱人深思的妙处。
综上，我想表达的私人观点是：评论界对彦涵风格转变的评价不乏皇帝的新装，彦涵绘画的抽象主义转型有其个人旨趣，却并未由此跃入艺术史的新境界。
晚年彦涵藏书票创作多延续版画风格，而年描绘受批斗的“彦涵存书”依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我认为也是中国版画藏书票最不朽的几款作品之一。它直面苦难，将时代、文化、读书、人性与抗争绞合在一起，它没有“怒吼”却在内心默吼，以退为进，以沉默代替呐喊，迸发出独独属于中国的版画藏书票力量。
附几款彦涵先生的其它藏书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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