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四川成都，南开大学学士，北京大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获得了首届朱德青年学术奖提名奖。
做研究应该是为了回答你关心的问题
新时代：很多人都知道作家鲁迅和思想家鲁迅，在您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您是如何找到“政治鲁迅”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虽然鲁迅通常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但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这是“跨界”研究吗？
钟诚：在某种意义上，一些“跨界”在研究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真实世界中没有学科之间的区别，要想看清楚，你必须吸收你能得到的所有学术和思想资源。
就我自己的小书而言，他可以被视为“跨界”研究，但我更喜欢用“问题导向”研究来定义他。做研究不仅是为了发表文章，也是为了回答你关心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为了看得更清楚。
鲁迅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但他的精神特质并不仅仅是由文学塑造的，就鲁迅而言，政治是最值得注意的维度之一。
近年来，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科学上，而往往不关心思想上的难点问题有定论，另一方面，注重知识积累的工匠培训总是让新手年轻人觉得更有意义。我仍然怀念在北大读书时那种轻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当时老师们没有干涉我们的不满和“叛逆”，相反，他们鼓励我们广泛学习。
我有意识地想做“政治鲁迅”研究，这项研究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清华大学老师汪晖的一次讲座，我记得他提到了论文，作者是鲁迅年轻时，读完这些论文，我隐约觉得鲁迅提出的问题正是我试图探索的，事实上当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可能与“怀疑”和“抵抗主流”有关。无论如何，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对鲁迅和陆氏研究界著作的研究。然后我想写一本书。
直到初稿才写出来。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和编辑，终于出版了。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呈现的思维与鲁迅初读时的问题意识不同，甚至是对原有问题意识的反思。
思想者有他的专长
《新时代》鲁迅创造有如此多的经典文学形象，表达了许多对民族性格和现状的深刻见解，“政治鲁迅”的政治实践是什么？为什么鲁迅很少出现在现实政治中？或者为什么“政治鲁迅”没有变成“政治家鲁迅”？
首先，深刻的见解和政治成功不一定简单地正相关。究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最值得一提的是，政治作为一种公共活动，与价值冲突和权力运行密切相关，很难用哲学理论来塑造他（即使这个理论很深刻），如果他被迫这样做，可能会将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也许常识对政治比深刻的哲学更有用。虽然鲁迅一直强调“实做”，但他的实践领域更多的是在社会层面，比如倡导白话文、推广木刻画、倡导文艺大众化和培养新的年轻作家等，而不是现实中的高层政治领域。我认为他的选择是对的。中国的真正变化取决于这些基础工作的推进。因为这些努力可以培养国民对“常识”的尊重。
在很多时候，常识的获得和推广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生活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而不自知。鲁迅从微观层面对各种隐性的权力压迫机制的剖析其实就是在做“解蔽”的工作，至于解蔽之后怎样，则需要我们继续来回答。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点从来不是鲁迅的选项。我认为这与他的性情和性情以及他当时对中国的真实状态的判断有关。他认为，如果人民得不到“新生”，那么政治变革只会是一个表面的招牌。因此他的实践，如上所述，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
在历史上，有一些思想家的例子从政，但特别是成功很少，西方学术界也有“叙拉古之惑”的说法，指柏拉图写《理想国》干预政治的失败案例。思想家有思想家擅长的领域，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空间施展。
思想者德国马克斯·韦伯：根据韦伯的说法，真正的政治家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思想家面临的挑战更复杂。
新时代：许多读者熟悉文学鲁迅，不熟悉“政治鲁迅”。如果你能把“政治鲁迅”介绍给我们的普通读者，你会如何介绍“政治鲁迅”？我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比如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您是否发现鲁迅在您的日常在线或日常联系中被滥用？
钟诚：误读可能是深刻而复杂的思考者的常态。因为读者经常各取所需。在这个时代，很多读者都不耐烦了。
他对鲁迅民族性的批判涉及到对自己深度的反思，他曾经说过“毒气”和“鬼气”都在他的脑海中。他不仅仅是“向来做反面文章，东批评，西嘲笑”如梁实秋所说。我想，要想理解“政治鲁迅”，首先要避免以过分主观的态度接近鲁迅或“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看到他身上纠缠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找到一个真正的鲁迅。
鲁迅对“改革国民性”的强调是合理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不能因为沉迷于对鲁迅的深入观察而忽视基本规则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在我的小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因为要改变人性并不容易。
人性的两个层次，即自然性和社会性，应该加以区分。自然人性是难以改造的，人性的社会一面是可以改造的，但前提是存在良好的互动规则，因为现实中的人是通过各种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制度和规则来学习和成长的。
例如，鲁迅的“痛打落水狗”声明通常被称为“口号式误读”。应该说，把这一主张变成一般规则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如何定义“落水狗”？如何确定是否应该使用“痛打”？“痛打”在多大程度上结束？要回答这些问题，知识成本很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完美的回答，“痛打落水狗”的实践将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我们要时刻牢记，在现代社会，在尊重多数人选择的同时，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鲁迅命题提出的“痛打落水狗”有其特定的语境，具有一定的论战意义，因此不能将其概括为一条实用规则。
做学术研究来积累这些微小的快乐
新时代：除了学术成就，你在“政治鲁迅”研究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钟诚：我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我终于完成了一项任务。对我来说，能够长期与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独特的思想家和作家进行对话，是一次值得总结的经历。
学术研究有时就像一项注定要失败、注定要被超越的活动，当然，这也是他的吸引力所在。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日复一日的平淡，因此找到一种方法来克服这种循环的感觉可以称为微小的幸福。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做学术研究，积累这些小小的快乐，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更多的焦虑和挫折。
另外，因为这本小书的出版，我认识了很多文坛的朋友，与朋友们的交流为我打开了另一扇智慧之窗，也让我有机会了解世界丰富的文学作品。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