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点亮了两千余年的宫灯，没有人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但至少，今日元宵节的夜间，宫灯将在诸多古建筑里逐一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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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彭冲实习生谢婧雯校对吴兴发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盏“灯”总是每个人心头的一抹亮色。今年也不例外，各种灯笼、灯火和紫禁城特有宫灯，即将在夜幕来临时，逐个点燃。
今年，做了40多年宫灯的崇德旺已经62岁了。作为北京美术红灯厂老职工，他在西城区经常办一些公益活动、开网课，向人们宣传老一辈的技艺。今年59岁的郭燕青，已经是北京做宫灯的匠人里最年轻的一位。
除了郭燕青，曾经多人的红灯厂，现在只剩下一名财务和一名业务员。已经点亮了两千余年的宫灯，没有人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但至少，今日元宵节的夜间，宫灯将在诸多古建筑里逐一点亮。
▲2月26日，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宫灯师傅郭燕青在制作宫灯雕花。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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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手艺的人”
崇德旺一直喜欢亮堂的灯火。小时候的元宵夜，他买一挂小鞭，舍不得一下子放完，就拆开、一个一个地放。再提上纸灯笼，把中间的蜡烛点着，摇摇晃晃地出门转悠。大街小巷全是提着灯笼游玩的孩子。有时候不小心把灯笼一甩，烛火就把纸烧着，“回家就要挨顿骂。”
18岁那年，他来到北京美术红灯厂上班。这里也是他父亲的工作单位。其前身是始建于年的“文盛斋”，经营宫灯和字画。年，就是这里制作的宫灯拿回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父亲在厂里是画画的，我是学做宫灯的。”崇德旺说，宫灯的制作技艺非常繁琐，有多道工序。
宫灯就是皇宫中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有八方、六方等规格。其中，六方双层宫灯是最常见、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式样。宫灯骨架由红木、檀木等木料制成，主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宽扁，下层瘦长，每一层有六个对称的扇面，各镶一块长方形纱绢或玻璃画屏。
据崇德旺介绍，做宫灯要先将原木开成板材，再按照宫灯的尺寸破成一块块料，做出骨架，中间用一片圆形的‘舌头板’把架子连接好，固定上灯，然后做扇，一块块地锼（镂刻）出样子，比如龙头、龙角或者花芽子，再镶上画了图的纱绢或者玻璃，做完后和骨架组装起来，最后挂穗。
做宫灯必备的工具之一是锼弓子——一根弯曲的竹竿上搭一根带有锯齿的钢丝，形似一张弓，匠人手握竹竿，用钢丝上的锯齿在木材上镂刻出各种纹样。
“入门先学做锼弓子，学‘铲丝’，就是给钢丝铲出锯齿来。那时候一铲就断，且练呢。”崇德旺说，只有过了这关，才能继续学锼和其他技巧。
▲北京市西城区世纪传承传统文化协会，宫灯师傅崇德旺。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三年后的年，崇德旺出师的时候，19岁的郭燕青也来到北京美术红灯厂。作为一个在天坛脚下长大的孩子，郭燕青的父亲、爷爷都是“耍手艺的人”，“我爷爷做的叫‘小器作’，就是做梳妆盒、钟罩子什么的，我父亲是做宫灯的。”
上两辈人的灵巧和精细，顺理成章地传给了郭燕青。做一盏宫灯，要用到刨子、锯、锼弓子、木刻刀（溜钩）、槽刨子等十多种工具。光是刨子，郭燕青就有二十多种大小不一的。复杂的宫灯，要费时一个多月，最简单的可能要用三五天。
郭燕青记得，他曾做过一米七高的宫灯，10多个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从那之后，他常劝别人，遇到做手工活的人，“别瞎跟人砍价，多不容易？是真难，真费力。”
▲传统宫灯的接口，模块拼接无需使用胶水。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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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不能歇在手里”
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红灯厂的大量宫灯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欧洲、美洲等，“有的（宫灯）被叫作‘小十寸’，这个寸是英寸，当时的尺寸都是按照国际制式。”郭燕青说。而崇德旺记得，那时候都是成批地做宫灯，一批出口几千盏，“反正老有活。”
作为来自宫廷的器物，宫灯自然有很多讲究。崇德旺说，皇上用的装饰纹样是龙，妃子用凤，宫女则用花头。画屏分为山水、花卉和人物图。一般会客室挂山水，卧室挂富贵的花卉，人物的挂在室外，比如四合院的走廊等。
“纱绢上画得比较细腻，但绢过几年就会破，要重新换，玻璃持久，但得先磨毛了再画，特费劲。”郭燕青说，特熟练的人，一天都画不了两屏，“有时，制作完开始组装，才发现上下两层合不到一起，修都不好修，只能重新再做。”
崇德旺觉得，做宫灯每一步都要细致，耐不住性子的人就干不了这活，“双层的，如果上下距离不合适，肯定扣不进去。那种有斜坡的灯扇，角度、比例更要掌握好了。只要有一点不合适，看着就别扭。”
北京的恭王府、天安门等古建筑，也曾从红灯厂这里订购宫灯。当宫灯被挂好，郭燕青就会去看看。去年，他和一位大学生去恭王府，一进门，郭燕青指着头顶的宫灯说，“看，那是我做的。”
据崇德旺介绍，红灯厂本是出口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实行股份制，成为自营企业。厂子没那么大的宣传能力做出口，宫灯全部转为内销，从那时起，订单就开始减少，郭燕青回忆，“也就是饭店和宾馆偶尔会订一些。”
最近十几年，买宫灯的更少了。偶有顾客，过节时图喜庆，买两个宫灯挂进阳台。年，北京恭王府修缮，订了多个宫灯，算是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很多饭店都不用宫灯了，要是老拿火锅什么的熏着不行。”崇德旺说，宫灯需要干燥的环境。
城市生活越发热气腾腾，宫灯则越来越冷清。年开始，因为疫情没了庙会，宫灯生意更加惨淡。郭燕青说，年轻人追求新潮的东西，弄一宫灯摆在家里，就不搭配，“除非家里都是中式家具。”
当然，宫灯和古建筑最搭配，“但是他今年买了，没准你就要歇个两三年。”崇德旺说，因为宫灯挂在室内，不吹风淋雨，并不容易损坏。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宫灯师傅郭燕青用锼弓子锼（镂刻）图案。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前几日，有人给郭燕青送来一只民国年间的榆木龙头宫灯，让他帮忙修缮。他开起玩笑，“这挂年都不坏，急死人是不是？你说你哪天能开张的？这辈子也开不了张！”
但那只宫灯的确气派。郭燕青仔细欣赏，内心满是惋惜。那个宫灯每一处结构都是手工木制，扇面和骨架的连接处不但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还用了全手工做的木头活销子，“现在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卡槽，卡得又准又牢，销子也都是塑料的。”
郭燕青并不是瞧不起机器的能力，“火箭都能上天折腾，有什么不行的？”他的声音像突然鼓起的气球，但又瞬间泄了气，“作为咱们来讲，这种手艺都这么多年了，歇手里就不合适了。”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就连马路上常见的红灯笼，也“脱胎换骨”。“现在都是钢丝做的骨架，又快又便宜，以前的都是竹子制的，就麻烦多了。”郭燕青比划着，如何先把毛竹砍成竹板，削成形，钻了孔，再将50根竹竿排一圈，上下两头分别插在两个圆形的木头盘上，固定后用力压，把竹竿捏成像苹果一般的圆弧状。
郭燕青说，最难控制的是竹竿的弧度，“上面、底下多高，都有规矩，得手工捏到位，不能做十个灯笼十个形状。钢丝那种容易很多，用机器做好一批一样大的红布套，套上、钢丝一撑开就成型了。”
50块钱，买竹竿制的灯笼，只能买一个，买钢丝的能买五个。郭燕青不屑这样的算盘，“我们是弘扬的这种手艺。”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宫灯师傅郭燕青。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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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宫灯的尊严
新工具迭代更替，新材料层出不穷。那些曾被几代匠人们偏爱的、顺手的工具，可能早已退出市场。锉木头的锉子难买，做走马灯要用的秸秆难寻，匠人们在新工具面前变得笨拙，“我认识的有一个工匠，用电锯，稍不注意就把手指头锯掉一块。”崇德旺说着心有余悸。
有人给郭燕青出主意，让他创新。可郭燕青打心底里为宫灯觉得委屈：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宫灯已经向新时代作出巨大的“让步”了。“为了适应现在这种矮房子，那种瘦长的宫灯就改成宽的。”崇德旺家里的门厅处也挂着一个单层六方宫灯，“房子高两米七，双层的就顶脑袋了。”
但没有什么能取代山水画屏六方双层宫灯在他们心里的位置，崇德旺说，“单层看着也挺好看，但是时间长了，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
郭燕青曾和厂里的老师傅聚在一起，仰着头看宫灯上细腻的黛色笔触，青山绿水罩着一层朦胧的雾气延伸得越来越远，“宫灯必须得有匠气。”郭燕青决心要维护宫灯的尊严，哪怕这意味着将丢掉大片市场。
从年到年，北京宫灯先后被列入区级、市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改变不了没订单的事实。郭燕青也没想那么多，他相信，总会有人懂他，会懂那盏宫灯。
“正经的古建筑，只有木制的、手工的才配得上。”崇德旺也很有信心，他曾给天安门做过一个2米的宫灯，虽然为了坚固、用了铁架，但还是要在外面包一层木头。
后来，有人来红灯厂做宫灯，郭燕青说“其实灯具城也有”，对方说“那味儿不对”，郭燕青一喜，问，“哪不对？”对方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对。”
10年前，余光亮离开了红灯厂，在房山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既售卖花灯，又售卖宫灯，收支才大致平衡。他师承“灯笼张”张连友，手艺可以追溯到清宫造办处，“现在，北京会这门技艺的老人不超过10个了。”
而原本有多人的红灯厂，现在登记在册的只有3人：一名财务，一名业务，和郭燕青。到明年，册子上的人数又要减1。今年59岁的郭燕青到明年就要退休了。这个数字似乎不太可能增加了，因为年轻人普遍不乐意做这个差事。
在红灯厂工作40年，在北京做宫灯的匠人里，59岁的郭燕青已经是最年轻的一位了，“四十年前，刚来的时候，排辈分，前边有人，后边没人。现在你排着排着，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了。”
▲北京市西城区世纪传承传统文化协会，宫灯师傅崇德旺。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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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的鲁班锁
“我觉得跟经济发展挂钩。”崇德旺努力寻找困顿背后的解释。上个世纪，年轻人的选择不多，收入差距也不大，但现在，红灯厂一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早就没了吸引力。“费时一个月的宫灯，售价元，利润低，而且又脏又累，不如写字楼里敲键盘。”
在年，郭燕青曾收了个24岁的徒弟。年轻人受不了寂寞，两年后就走了，此后再没人来。郭燕青很理解。和相差三十多岁的徒弟在一间工作室，因为没有话聊，两人尴尬地大眼瞪小眼。这和他年轻时来厂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正热闹，人们意气风发，边干活边聊天儿。
崇德旺曾经也担心收不到徒弟，但后来，他心态稳下来，并在退休后，成立北京西城区世纪传承传统文化协会，把北京的几十个手艺人组织到一起，办公益活动、开网课，宣传老一辈的技艺。
他去社区大学讲课，教人们拿海绵纸、矿泉水瓶和气球做出一盏盏红灯笼，“看着老头老太太一人提着一个灯笼，都可高兴了。”郭燕青也去小学教课。讲到榫卯结构的时候，他不像别的老师一样用PPT幻灯片，而是做了一个鲁班锁，给孩子们展示。
“孩子愿意接受这种东西。你跟他讲什么斗拱他也接受不了，你得先让他喜欢这木头，喜欢手工，你才能跟他说别的。”郭燕青给孩子们科普木材的纹理和锯条的使用，“锯子这工具是老祖宗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我就对孩子说，只要今天认识了锯子，就没白来。”
▲宫灯师傅郭燕青在灯笼库房里。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最近，也常有手工爱好者来到他的工作间，业余学习宫灯的技艺，郭燕青不排斥，“他了解了，跟别人讲讲，就是传播。”他不强求年轻人学会技艺，只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宫灯文化。毕竟，在他看来，这门传承了年的手艺，将大概率地只能存在于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目前，他只有少量的红灯笼订单，那是为建党周年给天安门而准备的。他知道，总有一天，他再也拿不动那把锼弓子。
他自己曾经设计、制做过的一盏球灯被他藏在架子上。那是顶部为圆形的宫灯，糊了一层红绢，雕花镂刻都很仔细，连顶部的金属挂钩子都是郭燕青自己做的。他给它蒙上一层布，轻易不给人看，好像生怕哪个部件被好奇打探的目光弄坏了。
在过去，宫灯是照明用的，但现在只能是装饰了。“过去有点光就行，现在，大宫灯里放好几个灯泡，仍然不觉得多亮。”郭燕青边说，边把插销接进插座。
那盏大宫灯一下子亮起来，几十个画屏上的山水真切地呈现出来。
值班编辑康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