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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摘要
长期以来，大众对鲁迅“钞古碑”的史实存有诸多误解。据鲁迅日记和他人回忆，我们认为，鲁迅在北京集中“钞古碑”的时间可以确定在年春到年底之间，袁世凯死后的年是“钞古碑”较为密集的时间。鲁迅对于金石著录、出土文献的兴趣爱好，从少年时期一直持续到生命尾声。鲁迅“钞古碑”，不仅和他在教育部任职有关，还受到寿镜吾、章太炎二位老师的直接影响，体现出浙江文人的学术传统。
关键词
鲁迅“钞古碑”袁世凯复辟汉代碑刻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寓居北京绍兴会馆时，曾有过一段“钞古碑”的经历。“钞古碑”，实际上就是抄写整理金石著录或拓片等原始材料。不少人认为，这仅仅是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其实，他的“钞古碑”不仅内容上不局限于碑刻，时间上也并非和袁世凯反动统治时期完全吻合。纵观鲁迅的一生，尤其是查阅他赴教育部工作后直到逝世的日记和书帐，便会发现：在集中“钞古碑”之前及“洪宪帝制”后，他都对金石著录、出土文献保持很大兴趣并颇有研究。这是他毕生志趣所在，也与乾嘉以来浙江文人传统自相赓续。
一、鲁迅“钞古碑”的内容和时间
鲁迅收集摹写的金石材料，包括石刻、瓦当、砖文、印章、封泥、铜镜等类别，时代涵盖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李新宇、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第22至28卷，为《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共收录鲁迅抄校的石刻余种，手稿多页，主要是碑铭、墓志、造像。另据萧振鸣先生发掘，尚有《秦汉瓦当文字》《汉石存目》等近三十种鲁迅手抄的金石著录稿本未正式出版，现藏于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体量超过页，其中含鲁迅手摹金文页、抄碑残稿73页等。据此估计，鲁迅“钞古碑”的手稿应该大约有页左右。
有关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这段经历，鲁迅自己是这样记述的：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里，鲁迅并没有说明他“钞古碑”的起止时间和原因，但特别提及“钞古碑”使得他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说明他对于那段时光只能“钞古碑”是有负面情绪的。至于他当时“钞古碑”的目的，周作人曾这样解释：
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照此理解，鲁迅“钞古碑”是为了躲避特务机关的注意，“假装玩玩古董”用以“消遣时光”。对此说法，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表示高度认可。另外，许广平也曾回忆道：
在一九一五——一九二二年，国内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政治不入轨道，侦探满布，公共场所，贴满“莫谈国事”的标语，真是大有“道路以目”，“属垣有耳”之慨。先生是热情而又正义感非常浓厚的，深维革命的实力尚未充备的北平，个人徒托空言，无补于事，所以退而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由此可见，鲁迅开始“钞古碑”确实和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
年5月3日，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5月5日抵达北京，6日上午入住“山会邑馆”，5月10日至教育部上班。山会邑馆之后更名绍兴县馆，又称绍兴会馆，鲁迅在此居住至年11月21日迁往八道湾宅邸。《鲁迅日记》中记载他在绍兴县馆内抄录金石材料之事，最早在年3月19日：
下午从稻孙借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拟景写之。
此书至当年4月10日抄毕：
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
《鲁迅日记》编者注释认为，此处鲁迅所抄为罗振玉《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而有学者据鲁迅博物馆所藏抄本考证，其所抄底本系程敦《秦汉瓦当文字》。
从此开始，鲁迅抄录了大量瓦当碑刻著录，如当年7月19日“夜写《百专考》一卷毕，二十四叶，约七千字。”等等。所以说，鲁迅的“钞古碑”实际上是从摹写秦汉砖瓦开始的。而自年起，其日记中可见大量抄校石刻古碑的记录，如“录碑”“夜录碑”等语，即便当年除夕仍是如此：“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众所周知，袁世凯“洪宪帝制”只维系了83天，其本人也在年6月死亡。年春夏正是袁世凯着手进行复辟活动的时候，鲁迅此时开始抄古碑，可能确实如周作人所言是为了躲避特务耳目：
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复辟打倒以后，钱玄同和他辩论那么一场之后，这オ开始活动起来。那场辩论也正是在补树书屋的槐树下进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么照理在袁世凯死后，即是从民国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抄下去，在民国九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还继续抄碑。周作人认为，这是因为鲁迅因抄碑而“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有学者指出，年8月后，钱玄同频频造访绍兴会馆与鲁迅进行有关“铁屋子”的辩论，他的许多观点“在鲁迅的思想中引起了强烈的感应和共鸣”。直至年4月，鲁迅完成《狂人日记》，次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似乎这就是他“钞古碑”的时间下限。但鲁迅并不是在创作完《狂人日记》后就立即停止“钞古碑”的——当年11月3日鲁迅还“夜钞《淮阴金石仅存录》并讫，总计八十九叶。”不过，从此之后，鲁迅的日记中确实鲜见其“钞古碑”的记录了。
据此，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集中“钞古碑”的时间，可以确定在年春到年底之间。这段时间，鲁迅从摹写秦汉砖瓦开始，年起大量摹录古碑，至年底，逐渐停止“钞古碑”，转而主要进行创作和批评。鲁迅“钞古碑”，起初与袁世凯复辟活动有关，并且确实使他在当时得以“明哲保身”。但袁世凯倒台后鲁迅仍继续抄碑，袁死后的年还恰恰正是“钞古碑”较为密集的时间。所以说，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只是鲁迅“钞古碑”的诱因之一，而不是唯一原因。
二、鲁迅“钞古碑”的多种深层原因
鲁迅在四年间抄录不下页的金石材料，平均一年抄页，其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根据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抄碑一开始是为了躲避袁世凯“耳目”，而袁死后鲁迅则凭着“一种校勘的兴趣”继续抄碑。从存世手稿体量和前述鲁迅在袁死后及《狂人日记》写完仍继续“钞古碑”的现象看，他“钞古碑”的原因并非仅仅与洪宪复辟有关，也不是他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为之，其背后尚有很多深层因素，以下申说之。
第一，鲁迅很早就形成了抄书的习惯，少年时的爱好持续影响了他日后的学术旨趣。有学者认为，年前后，鲁迅“课余搜集、抄录古书的兴趣日浓”。据周作人回忆：“在癸巳以前，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鲁迅就在那里开始抄书的工作。”“最初在楼上所做的工作是抄古文奇字，从那小本的《康熙字典》的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所谓古文，一个个的都抄下来，订成一册。”此处的“癸巳”，即年。这说明，年少的鲁迅很早就已经开始抄书并且对古文字产生兴趣了。
年，因其祖父科考案发，13岁的鲁迅避居皇甫庄大舅家，得以读到《荡寇志》一书。周作人回忆该书“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而鲁迅则用毛边纸将这本书“一张张的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除了一些楷书的曾由表兄延孙帮写过几张，此外全数是由他一个人包办的。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此次对《荡寇志》的摹写，持续到当年年底鲁迅随大舅父家移居小皋埠为止，大约半年时间。可以说，《荡寇志》就是鲁迅整本抄录摹写的第一部书籍。而就《鲁迅日记》所见，年9月22日“自《全唐诗》录出”虞世南诗作一卷，10月10日至16日间，抄补《经典释文》《北堂书钞》，11月中旬补写《雅雨堂丛书》等等，这些都早于年开始的“钞古碑”，充分说明鲁迅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都一直保持有抄书的习惯。
同时，少年时期的鲁迅借由摹录书籍接触到篆隶真草多种书体，从而具备了释读和书写这些字体的能力，打下一定传统小学的基础。比如，鲁迅在父亲病逝后，赴江南水师学堂前，曾在家中读《二酉堂丛书》。周作人说，这本书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立意辑录乡土文献，古代史地文字，完全是二酉堂的一派”。这集中表现在《二酉堂丛书》用字多隶古定这一特色上。周作人认为，鲁迅后来号“介侯”必作“”、写“武”字必用“止戈二字合成”等写字习惯，即受此书影响。因此，在鲁迅的少年时期，《荡寇志》《二酉堂丛书》等读物对他之后研究金石学、乡土文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第二，鲁迅“钞古碑”受到章太炎、寿镜吾两位老师的直接影响。众所周知，年起，鲁迅曾和朱希祖、钱玄同等在日本跟随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鲁迅自言：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邹容的《革命军序》……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据此，曹聚仁提出，鲁迅从章氏问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向往章氏的革命人格”。也就是说，章氏深厚的经学和小学素养并不是鲁迅最初求学时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