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在地处上海嘉定的韩天衡美术馆开幕，展览以中国印章发展历史为主线，汇集中国历代玺印与名家篆刻作品、明清以来集古印谱和篆刻家印谱，以及珍稀印材等多件展品，其中近七成为首次公开展出。
澎湃新闻在现场看到，其中既有西泠印社藏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古玺印汇录《顾氏集古印谱》，明代文彭“琴罢倚松玩鹤”青田石章等，也有“关中侯印”龟钮金印，勾勒出简明中国印史。
展览中，西泠印社的古印章、古印谱多达50件（套），这也是西泠印社的文物名品首次大批量来沪展出。
展览现场说起“中国印”也许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绘画上画家、藏家留下的痕迹。但事实上，印的起源很早，作为重要的凭证信物，它与人类文明的演进相伴。中国印章三千年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走上文字印而非图案印的道路，与书法相伴，成为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与中国的文字书写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如今所说的“中国印章艺术”不仅涉及印章，还包括印谱、印材等多个方面。此次展览就囊括了印文化几大方面，其中包括周秦两汉的古玺和明清文人流派印章，古代的印谱；精美印材（如田黄、鸡血、荔枝冻、芙蓉、艾叶绿等等）；以及历代名家雕刻印纽（如圆雕、深雕、薄意等）。
展出作品
展出作品
清代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在策展人、知名篆刻家韩天衡看来，此次展览之所以可谓“大”，是因为在展览中古印谱有余部、周秦两汉的古玺印有余件。此外，明清流派印章包括有明代的文彭、何震、苏宣及清初的程邃、林皋等，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邓石如的皖派以及吴让之、徐三庚等，以及之后的赵之谦、胡匊邻、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名家印章有一百多方；印石也有一百多件，其中不乏86斤重的顶级鸡血石、多克的大田黄等极为少见的印石。
田黄印石
田黄印石以展览梳理印章如何成为独特艺术在展览开幕式上，韩天衡以印史概括了展品，在他看来，印文化诞生于年之前，是世界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中国印章出现于殷商时期，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且独辟蹊径，不同于西亚多为人物印，中国印以文字为主，它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凭信法物，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无论是帝王将相，军政工商，乃至个人佩用，都体现为权力和信用的凭证，后拓展到艺术之中，及至今日，印章在我国仍有着广泛应用。
上官疾战国带钩玺大约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青铜、玉雕印，当时的印章以文字为主，并没有过多的雕饰。而中国印章之所以会成为高妙的艺术，也与中国文字的沿革有关，伴随着甲骨文、金文、小篆、缪篆、隶、楷等书体字体的渐进演绎，春秋战国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印及唐、宋、元印，印风鱼龙变化，各臻其妙，形成周秦汉魏古玺印；同时，从竹简到纸载体的变化，也影响了印章的大小、白文朱文的变化。
展览现场导览但始自战国的玺印，到了宋元却出现了变化，文人用印需求的增加，宋人米芾、元人杨维桢的自用印多达二三十枚。据记载画家王冕曾用自己家乡的石头（花乳石）刻印，但未成气候。直至明代中后期，青田石、寿山石等印材出现，并被文人引进到印章领域。原印印谱的诞生，也成为文人治印的艺术水准丰富和提高的一种方式，量多而质高的印学论著，对流派印章的勃兴，具有启迪和指南的作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所在的嘉定，与文人制印也有渊源。据韩天衡考证，年，嘉定竹刻创始人朱鹤（松龄）的曾孙，拿了一本“松龄印谱”让侨居嘉定的明末画家、篆刻家李流芳题跋。“朱松龄的生卒年不清楚，只知道是弘治正德时人。但他的曾孙和李流芳是一辈，李流芳是年出生，那么朱松龄生年大约在0年，而且会刻印。他大约七十岁左右去世，那么他的印谱至少要比如今一般认为最早的文人印谱‘何雪渔印谱’早三十年。”韩天衡说。
展览中的各类印谱在此次展览中以印为线索，以韩天衡美术馆藏品为基础，并向西泠印社、河南印社及海内外藏家广泛借展助力而成。其中来自西泠印社的古印章、古印谱多达50件（套）。这也是西泠印社的文物名品，首次大批量来到上海展出。
展览现场印谱开启文人之印走入展览之中，一列印谱成为了探究历史的入口，展览由《顾氏集古印谱》开始，这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古玺印汇录，明代上海顾从德于隆庆壬申（年）辑成。《顾氏集古印谱》原有六册，展览中展出的是西泠印社所藏的《顾氏集古印谱》，为张鲁庵旧藏，仅四册。
西泠印社藏《顾氏集古印谱》此谱汇辑了顾氏家藏及友好藏印共约1方，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此前的成谱工艺或手摹笔钩，或枣梨翻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能真实地反映秦汉原印的面目。此谱第一次使用古玺印实物，以上等朱砂印泥钤盖于纸上。无论是从版本学、史学还是从篆刻学的角度讲，《顾氏集古印谱》都具有艺术和学术价值。
西泠印社藏《顾氏集古印谱》展览中紧随其后的范汝桐辑《范氏集古印谱》、郭宗昌辑《松谈阁印史》，都是明代重要的集古印谱。
范汝桐辑《范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来自明代中后期重要的古玺印收藏家范大澈的收藏，其叔父为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大约从二十几岁入京时起，范大澈开始留心秦汉古印，游宦各地之余，苦心搜集，前后达36年，共得古印多枚，恐其散佚，令其子范汝桐集为《范氏集古印谱》。
范汝桐辑《范氏集古印谱》《鲁盦所藏印谱简目》这样介绍《范氏集古印谱》：“四明《范汝桐集》，明万历丁酉(公历年）。高七寸九，阔五寸，黑线格，高六寸三，阔四寸。每面四行，上下两横格。前后面十六印，下注释文、钮式。卷一官印五百八十三，卷二至卷十私印三千五十九。”
范汝桐辑《范氏集古印谱》如此之多的古印收藏，从甄别、购买到庋藏，需要平生之力，甚至是祖孙数代之力。以范大澈为例，他的古印收藏从26岁起，至印谱完成时止，前后历经四十年。即使在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收藏的法帖名画几乎散失殆尽，古印却一直妥善保藏。
西泠印社藏《顾氏集古印谱》可见，要想获得数千古印之藏量，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另外，庋藏数量与经济实力和宦游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宁波范氏与上海顾氏，从事古印收藏的主人都有过在各地做官的经历，尤其在无网络、拍卖的时代，任职京师能看到相对集中的藏品，收集相对容易。
郭宗昌辑《松谈阁印史》在展览现场还展出了私人藏的《顾氏集古印谱》，与西泠印社的原钤本相比，私人藏为罗王常辑的木刻本，观者也可在展览中探索两者的不同。
罗王常辑《顾氏集古印谱》明万历中期，文人篆刻家作品开始汇集成谱，先后有何震、程大宪、吴可贺、梁袠、胡正言、金光先、苏宣、汪关等篆刻家以自刻印汇辑成谱。万历四十五年（），太仓张灏更是心裁别出，汇集了文彭、何震等二十二位篆刻名家的方印作，钤成《承清馆印谱》两种。从此，开创了集各家印成一谱的格式。
承清馆印谱两册本初集被誉为“三堂”印谱的明末张灏辑《学山堂印谱》、清初周亮工辑《赖古堂印谱》、清乾隆中期汪启淑辑《飞鸿堂印谱》，以及稍后的顾湘辑《小石山房印苑》、庆宽辑《松月居士集印》等为数不少的印谱，均属这一类型。
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据考察，从《顾氏集古印谱》问世至明末的74年间，出版的印谱有近八十种。清代印谱刊行更加普遍，知名篆刻家大多有印谱行世。汇集印章最多的印谱是山东潍坊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收录古玺印约万方，是一部盛况空前的巨著。在传世的不同册数的版本中，以陈介祺笺注的稿本最为罕见，目前已知共五部，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另一部为私人所藏，也在展览中陈列。此外由西泠名家黄易父亲黄树穀辑藏的印谱《孝慈堂印谱》，也在此次展览中初次亮相。
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从“龟钮金印”到“琴罢倚松玩鹤”之变在印谱后方的展柜中，“关中侯印”龟钮金印熠熠生辉，这是一方三国魏的金印，也是韩天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汉旧仪》：“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谓刻曰‘某侯之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据考证，“关中侯”的始置年代在东汉末，沿至魏晋。“关中”地域所指，大约为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以西，陕西省中部一带。最早的“关中侯”封号出现在曹魏建安五年，最晚的目前见于南朝。
“关中侯印”龟钮金印现存世的几件“关中侯印”多为河南出土，其中河南博物院藏的“关中侯印”为年温县赵堡村采集。年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年，河北省邯郸市三堤村北附近均出土的“关中侯印”。此外，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20号墓也出土一枚西晋时期的金“关中侯印”目前为湖南省博物馆藏；年南京直渎山出土过“关中侯印”。
“关中侯印”龟钮金印眼前这件“关中侯印”在形制上于其他几件基本接近，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官印中的龟纽最早见于西汉早期，并一直沿用到清代。在汉代，龟纽的使用范围很广。一般来说，西汉早期的龟纽龟首部分较短，龟身较平伏，工艺也较精细。新莽时期，龟首部分微伸，背甲的中脊隆起，工艺较西汉精细。到了东汉后期，龟首伸昂，背部隆起，工艺则较为粗糙。魏晋六朝时期，印章的形制与纽式等基本承袭汉代，只是龟首向外昂伸的幅度更大，龟甲的形式也更为多样。
“关中侯印”龟钮金印展览从先秦的官私玺，到秦汉的官私印与封泥，再到魏晋南北朝、宋元印章，以至明清以来流派篆刻共余方，时间跨度二千余年。其中流派篆刻又是一门学问。展览中明代文彭“琴罢倚松玩鹤”、何震“听鹂深处”，清代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吴熙载方竹四面印、吴昌硕9方田黄印等，均难得一见。
吴熙载“方竹四面印”其中，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青田方章带有多重意义。“琴罢倚松玩鹤”这6字构成了某种文人的闲情；同时作为文徵明长子文彭的印作长期被后人奉为金科玉律，革新印材，自篆自刻，文人治印，也由此开始。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在他之前，治印就分为两个阶段：先由文人篆写印文，后交专业印工刻治。这种篆与刻分工的方法，难以体现篆写者与治者共同的审美理想。文彭早年主要治牙章，由他书写篆文，印由李文甫代刻。从他偶然得到四筐灯光石后，发现石质印材便于奏刀，雄泽的铁笔在此找到用武之地。为文人治印找到理想材料。从此，篆与刻合为一体，印章再也不限于印信之用，也不止附庸于书画，而是独立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了，文彭也被认为是流派印章的鼻祖。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这方印款为五面款，除顶款“琴罢倚松玩鹤”外，边款为：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即别墅）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馀之暇，每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边款
文彭“琴罢倚松玩鹤”边款这也可见流派印与玺印的明显区别，流派印前印面多为2.4厘米左右，且无边款。到了石章时代，边款成为了文人展示自己的诗文书法的又一片领域。在此次展览中，从文彭开始，何震、苏宣等明代大家及四百年以来的名家杰作都有展示。其中浙派、皖派俱全员登场，海派画家任伯年，早期也曾刻印，展品中有一方他仅存于世的自刻印章。
清·任伯年颂菽展览还展出了印材，其中既有清代流传的印石名品，也有近现代雕钮大师的作品。展厅之中，搭建了明代文人书房场景，让观众感受明清文人治印的氛围。同时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完整地了解并体验一方印章的诞生过程。
韩天衡等在开幕仪式上讲述印文化，并介绍重点展品
展览现场这场多件展品的“中国印文化大展”虽然展品颇多，其实也仍然只是展出了印文化之一斑，展览将持续至3月30日，期间将更换部分展品。(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