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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淮海中路巴金旧居（资料图片）
年“八一三”事变后，具有坚定爱国心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为抗日救亡发出更强烈的“呐喊”，毅然在硝烟中创办了一批很有影响的报刊，全力发动广大民众奋起抵御外敌。
邹韬奋出版《抗战》
年7月底，“七君子”获释。不久，就发生“八一三”事变。邹韬奋为了呼吁抗日救亡，在上海创办《抗战》。
8月19日，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在上海问世，为三日刊。创刊号明确表示：“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因租界当局的压制，从第7期起更名《抵抗》。上海沦陷后，从第27期起恢复《抗战》原名，在沪继续出版3期后，迁往武汉印行。
《抗战》以发表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呼吁一致抵御外敌，辟有战局一览、时评、前方与后方、特载、特约通讯、随笔、新诗、漫画、短简、信箱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胡愈之、郭沫若、金仲华、张仲实、胡绳、茅盾、艾思奇等。该刊曾登载《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就职通电》，报道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还先后发表潘汉年的《全民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胡绳的《抗战时期的文化界》、叶剑英的《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和胡子婴的《怎样动员全中国的妇女》等重要文章。每期销量很快达到30万份。
邹韬奋对于《抗战》的编辑极为重视。该刊每期都有战局分析（附地图），精辟叙述战场得失；并注重进行国际形势分析，既有披露日本现状的《日本能作“长期战争”吗？》《日本军队的战略》《替敌人算一算账》等，也有简评各国对日本态度的《国际间一致反对侵略者》《随着抗战展开的国际形势》《最近的国际形势》等。这也成为其特色之一。
年7月，《抗战》与《全民》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柳湜主编。后来，它移至重庆改出周刊，至年出到第期被迫停刊。
巴金发起创办《呐喊》
年夏，巴金入住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弄）59号三楼。他的《谈〈春〉》回忆：“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巴金创办的《烽火》周刊（资料图片）
在“八一三”事变发生时，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在上海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经巴金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问世，它为周刊，由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心声。租界当局迫于日军压力，在《呐喊》第2期出版时，对它进行查禁。
巴金毫不气馁，立即着手准备以新的刊名出版。9月5日，第3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其《创刊献词》指出：“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以及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陶等。它也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报道各地救亡动态。
巴金在起初为《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后又兼管编辑工作。他还以《烽火》社名义出版了“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积极宣传抗战。
至11月7日，《烽火》出版第12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年底终刊。
夏衍主编《救亡日报》
年8月中旬，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更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决定在沪创办《救亡日报》，由巴金、钱杏邨、金仲华、茅盾、柯灵、郭沫若、夏衍等30人组成编委会。经夏衍等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八一三”事变发生不到两周，《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在申城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六楼。
《救亡日报》由夏衍主编，每天下午出版，系4开4版，在形式上虽是小型报纸，却与别的小报截然不同。夏衍《懒寻旧梦录》曾说：《救亡日报》“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专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该报版式活泼、风格独特，注重采用街头小说、抗日歌曲、大鼓、漫画、木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反映主题；在编辑方面勇于突破常规，对新闻报道采取精编原则，所以发行量迅速升至数千份。
在夏衍领导下，《救亡日报》始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要任务：及时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刊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照片及战役地图；发表彭德怀的文章《战略与战术》《论游击战争》；连载长篇通讯《今日朱、彭》，详细介绍人民军队的情况；另外，也推出《郝梦麟军长追悼特刊》《八百壮士专页》等，广泛报道各阶层的救亡活动。他为了使大家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还以自己对日本社会的深刻了解，撰写《日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的悲剧》等，这些文章很快汇编成册出版，当年有评论称：“它不是论文，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比纪事更生动。”
那时，夏衍不仅负责报纸的组稿、编辑、印刷、发行、对外联络，还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一天，他和田汉去沪郊嘉定前沿阵地，路上遇敌机轰炸，两人就跳下车，避到树下或稻田里；有一次，他在夜里赶路，从被炸得只剩一半的桥面通过，很是惊险。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当晚，夏衍愤怒地写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谴责日军暴行。第二天，《救亡日报》登出此文，报纸被人们争购一空。日军闻讯气急败坏，马上勒令《救亡日报》停刊。夏衍迅速把《救亡日报》编辑部转移至一位进步青年家中，在局促的灶披间坚持战斗。11月22日，《救亡日报》出版“沪版终刊号”，夏衍在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中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此后，该报相继在广州、桂林出版，仍由夏衍主编，至年2月终刊。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与《救亡漫画》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当年被视为全国漫画创作中心的申城，漫画家们很快行动起来，成立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随着“八一三”事变的隆隆炮声，漫画家们又在沪建起漫画宣传队。
那时，由于局势动荡，上海的漫画专业期刊全部停办。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经过努力，所主办的《救亡漫画》于9月20日诞生，以《救亡日报》附刊形式出版，由章乃器题写刊名，王敦庆撰发刊词，它既随报附送，又单独发行。《救亡漫画》发行人为鲁少飞，王敦庆负责编辑业务，该刊作者阵容很强，几乎聚集了所有著名漫画家。
《救亡漫画》为五日刊，每期可容纳四五十幅作品，以宣传救亡为主要内容，深刻揭露日军的罪恶，热情反映抗日根据地新气象。在创刊号上，封面作品为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浪》，画面上呐喊的民众、手持武器的中国军人仿佛形成滔天巨浪，要把挣扎的日军淹没，这体现了全国空前高涨的抗日斗志；还推出“报道漫画”《抗战热情在陕北延安》，生动展示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的情景，它既有新闻性，也具漫画特点，真实及时而又形象生动。该刊佳作颇多，如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前线作战将士的恩物——标准光饼制造所》，张乐平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丁聪的《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张仃的《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陆志庠的《京沪线上所见一列被暴敌所炸毁的客车》等，都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这份漫画刊物采取幽默笔调和“看图识字”形式，尽力使不识字的民众都能读懂，发行量曾达2万份左右。
张仃曾回忆：“抗日战争一爆发，大家便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当时，上海还出了一个小报《救亡漫画》，由鲁少飞留在那里编。我们漫画宣传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们这些人向《救亡漫画》供稿。”尽管鲁少飞、王敦庆废寝忘食地埋头工作，《救亡漫画》出版至第12期终因经费拮据不得不停刊；漫画宣传队抵达武汉后，马上克服战时印制困难又办起《抗战漫画》，这份半月刊共出版了15期。《救亡漫画》（包括后继者《抗战漫画》）被誉为文艺界“抗战救亡中最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