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校一条通往未来教育的行动路径

樊登:各位好,我们今天的作者光临请到了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和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朱永新教授。欢迎您,朱老师。

朱永新:你好。

樊登:朱老师写了一本新作叫作《未来学校》,我读完了以后觉得,这就是我们樊登读书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您开宗明义讲得很明白,说这本书就一个主题,叫作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您会得出这么确凿的一个结论呢?

朱永新:因为首先就是现代这个学校,它也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人类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以后,才产生的一个现代学校,那么现代学校是为什么产生呢?其实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产生的。

樊登:就像我大学学的是金相专业,目的就是为了做热处理。还有人学焊接,就是为了做焊接,它就是分门别类的。

朱永新:对。因为最初的学校教育是为了适应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人才,培养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因为在那个时代知识,还不是像现在一种泛在化的形式,那么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文盲,都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所以它需要快速地制造出拥有基本读写算的能力,所以它就把社会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一个称之为学校的地方。

那么它怎么样去有效地教学呢?就要制定一个教育标准。这个标准主要是为适应生产,为适应国家机器来需要的,它不是针对每个人的需要去产生的。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可以快速地制造人才,但是它胎里的毛病,就是没有考虑每个人的需要。假设一个教室的孩子,同样的年龄,学同样的内容,它认为是合理的,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樊登:您这个书里边讲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早就学会了,坐那儿浪费时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根本听不懂,最合适的大概也就不到三分之一,那这怎么解决呢?

朱永新:所以要学习中心来解决。那么所谓学习中心,就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人学习,就在一个学习空间里进行,也就是说只能在指定的学校,去学习指定的内容。那么这个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人的个性发展是相违背的。所以我设计的这样一个学习中心,也就是说可以允许学生选择,他去哪里学什么内容。

樊登:我觉得咱们得把这事说清楚,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只是把学校改了个名字,叫学习中心,咱们从一个孩子早上醒来以后,该怎么样去学习这个过程您给大家描述一下,在未来学习中心的时代?

朱永新:未来学习中心的时代,我想首先学习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内在的需要。它也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的一个必须要的过程。所以国家会制定一个基本的教育标准,比如说规定在你就业之前,你要完成相当于说,达到的接受完义务教育,或者说高中的教育,或者大学教育的这样一个基本水准。

樊登:就是认识多少个字,会几门外语,数学达到什么程度?

朱永新:对。

樊登:身体达到什么程度。

朱永新:对,差不多。你的基本素养,这个是国家规定的,国家应该规定一个大致的标准。那么然后这个机构,社会的就各种教育机构,那么国家可以满足基本需要。所以国家它也会办一批学习中心,相当于现在的公立学校。那么它是满足基本的国家需要的,和国家规定的这些标准的。国家都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资源,那么允许和鼓励民间去开设各种各样的学习中心。包括你樊登的,比如说你请周国平先生来讲西方哲学。那我这个西方哲学,我可以在国家的学习中心学,也可以在你樊登的学习中心来学,它是等值的。

那么我设计了一套学分银行体系。就是能够认证你是否学了、是否学得有效,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一个学生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早晨起来,他觉得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他可以多睡会,就不要现在那么去赶时赶点,去赶到学校去了。那么他可以在家里学,我自学完全可以。因为各种知识泛在化了,网络上到处都有各种学习资源,在家里就可以听樊登,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到学校去呢?

那么这样来说,然后他学完以后他想今天下午,我想就这个点去请教某个老师,那么他可以跟学习中心预约,那就是说我想请教某位老师。就什么问题,那么学习中心它会汇集大家的问题。比如说你樊登有这个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他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通知你在某一个时间,我们某个老师跟你们会面。或者说你们还在家里,我某个老师视频跟你们,来同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这样就是他的学习他就自主决定。然后也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了,因为学习是个泛在式的学习。其实现在的星期六星期天,包括节假日,它也是传统的一个学校自主设计的一个构想。

樊登:其实跟农耕社会有关系。

朱永新:对,有很大的关系。

樊登:就是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个很多郊区的学校还放春假。

朱永新:对。

樊登:说春假是为了去帮助家里边干农活。

朱永新:对,帮助家里干农活。

樊登:干农活。

朱永新:春假秋假,秋天是要帮助收获。其实它都是考虑这个问题。

樊登:所以您这书里边有一条,我觉得可能很多学生听了会吓一跳,说取消寒暑假。就是寒暑假您认为是一个很过时的、不对的东西?

朱永新:对,而且它大量浪费教育资源。现在你看我们建一个学校,国家要投资多少亿,但是使用率不到50%,如果说是你把寒暑假去掉的话。未来学习中心的话,这个资源会得到很大的利用,而且没有必要去分别建老年大学和学校。老年人跟孩子们、跟各种人群可以一起来学习。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父母亲、爷爷奶奶跟孩子在学,同样的新的知识和新的内容,现在我们这种现况其实有的,是各种补习班里面有。那各种补习班里面,爷爷奶奶去为了孙子,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去和他一起学钢琴、一起学艺术。那么现在我们是为了应试的需要,或者说形成技能的需要,未来它就是真正的学习的需要。

樊登:有没有,就是成功的这种案例或者希望?我看书里边好像您提到那个叫作斯坦福网络高中?

朱永新:其实我对未来学校的整个体系的构想,都有原型。就是都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去找到相应的原型。比如说我书中提到的,这个斯坦福网络高中,叫StandfordOnlineHighSchool。这个学校我去过,我专门去拜访他们的教务长,跟他们交流。它在全美国排名很靠前,比很多常春藤的中学还有名。那么它没有教室,没有课堂,没有校园。它整个学校,斯坦福网络高中,就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面租了一栋楼的一个层面。然后它就在那里有多个学生。学生不到学校来,学生只是每年开学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个开学仪式,再选一个社区,选一个他所在的城市,搞个简短的开学仪式。

每年暑期的时候,他们自发地做合作研究,会到斯坦福大学来做个夏令营。那平时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每星期就上两天的课程,

樊登:而且是网上上?

朱永新:网上上。

樊登:两天的课程还是远程?

朱永新:远程,照样很牛。我当时和当地的华人交流,他们想进都很难进。

樊登:我看书里边写的,是整个全加州第一名?

朱永新:对,全加州第一名。

樊登:全加州第一名,很厉害的一个学校。但这个是不是只能适应像高中这种孩子?如果是更小的孩子,他的自律性差怎么办呢?

朱永新:其实更小的孩子,我书中也有个案例,就是美国的瑟谷学校。它瑟谷学校,就是它从小学,甚至于更小的孩子,就可以进来进行学习了。也是没有教室,没有课堂。就是比如说这孩子提出,我要想学艺术或者说学地理,或者是学哲学。就是他想学什么问题,他跟学校里提出来,学校里就给他配导师,给他提供教育资源,然后给他去寻找学习的伙伴,然后他就开始自主学习,没有系统的课程。

樊登:我是替广大家长问一句,就老师给他规定好了学什么,他都不学,你让他自己来搞,会不会就是学两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压根脑子里边也没有那个体系,就瞎学这种?

朱永新:其实我们往往低估了我们的孩子,就是其实儿童首先他天生的具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像我那个小孙子才6岁,他对宇宙、对火箭,对这方面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他完全是自主学习。就是他看,手机里面他去寻找,他用语音查询系统,去查什么火箭型号,然后他就自己去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就儿童自我探索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那么儿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其实每个儿童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从最初就给孩子,设计了一个充斥了他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其实是不能够满足孩子自己对世界的这种好奇心的。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会乐此不疲,他不觉得是负担。所以所谓的负担就是,他不喜欢才能成为负担;喜欢的东西,他半夜他也会起来偷偷地去看书,偷偷地去学习。

樊登:这个我可以作证,就是我儿子现在在很多方面,知识含量超过我。包括对NBA的知识,包括对宇宙的知识,对漫威的知识,对棒球的知识,都是自己去搜的。

朱永新: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知识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人的知识到底从哪里来的。就我认为就是人的知识,应该是自己建构起来的知识,才能真的成为自己的知识,他会很清晰地纳入到他的一个知识储备结构里面。所以人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所以我提出未来的学校一定的,减少再减少我们现在的教学内容,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学生自己去建构。

樊登:您的这个观点的质疑,我相信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对瑟谷学校进行质疑。就是大家说这小孩子,有时候他上一个课,比如小孩子自己选了一个天文学,上了一个礼拜说不想学了。然后学校说不想学了就不学了,然后如果这个小组的人都不想学了,这个课就解散,就真的是这么自由?

朱永新:对。

樊登:那大家担不担心这些孩子,将来没法考上好的大学,或者没法适应这个社会?

朱永新: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了瑟谷学校的三大本书,其中有一本就叫《瑟谷毕业生》。就是他们自己学校自己培养的学生,来讲述他们成长的故事。第一,没有影响他们上大学。就他们没有开过系统课程,但是他们成为美国大学最喜欢招收的学生之一。那这个是一个,也就是他们是可以上大学的。那当然美国它不像我们现在对高考分数看得那么重,它更注重看你的领导能力,看你的个性,看你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当然基本的知识它还是需要的,但是其实能够考量层面的这些基本知识,对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来说,掌握是很快的。不需要像我们现在那样,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重复性的练习,这是第一。

第二,瑟谷的学校他们这个就业也非常好,在大学里表现也非常好。他们在大学里的表现,超过了很多其他高中输送的大学的学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受过自主训练的,自律、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强。那我相反,像我们很多受过严格管理的规范的这些学生,到了大学里面没人管以后,他反而不能够更好地去管理自己了。那么所以这是它第二个特点,所以它在大学里面的表现平均比其他学校更好。

第三,瑟谷学校的毕业生,它毕业生很奇怪。第一,从事公益活动的很多,就是做奉献的、做公益事业的,他爱这个社会,他有爱心。第二,做艺术的很多,就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做创造性劳动的很多。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从事的这种就是创造性的劳动。那么第三企业家很多,自主创业。所以你想想它培养的出来,恰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创新创业的这样一些人才。

所以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一直认为,人其实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就是你的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他都可能自己会冒出来,自己会成长出来,你只要社会有这样的需求,他自己他就会能够成长起来。当然不是说不要教育,老师始终是重要的。我在这个书里面专门讲了未来,有一章讲未来教师。

樊登: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讲过《爱因斯坦传》和牛顿传。就这俩人你看,大部分的学习都是自己学的,所以您说的这个,就是一部分人愿意钻研,愿意成为高精尖的人才,他会冒出来。然后剩下大量的人,有的人成为了艺术家,有的人成为了律师,有的人成为了别的工作。那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或者说有这样的苗头?

朱永新:中国应该也有。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到北大附中去。你像北大附中的这个艺术课程,它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师范院校的,就是艺术老师。它都是请的艺术家,在学校里开工作坊。就是说那些艺术家都是比较顶尖的艺术家,那么学生就跟着他们,像师父带徒弟一样在进行学习。

那么在北大附中,就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个探月学院。那么探月学院那个小伙子,也是高中毕业,美国的大学录取了他没去,他就在那里。因为他一开始在学校里,帮助他的学校休学一年做创业课程,来跟高中生交流。后来他发现,他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教学体系,就它现在这个探月学院的这个。它的理念就是,培养一个内心充盈的现代公民。那么它的课程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的课程,它比较注重学生的自我设计、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那么其实这样的探索,就是不仅仅在北大附中。

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小规模的学校里面也都有各种各样的探索。包括像我们新教育实验学校,你像我们做了一套新教育晨诵,我们的学校每天是用一首诗歌,开启新的一天的,那这就很有意思。

樊登:广播里边诗歌就出来了?

朱永新:我们不是在广播里面,我们是在教室里。

樊登:所有人一块儿朗诵?

朱永新:就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学习同一首诗歌,每一首诗歌都是我们精选的。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诗歌,在不同的年级有不同的主题。那么这样你想想,一个学生连续小学六年,两千多首诗歌浸润他。所以很多学生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出诗集了。那他读了那么多的诗歌,他就有感觉了。所以我一直说学校,它应该是个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也就是说,你应该把人类各种美好的知识,美好的艺术、美好的东西,都能够汇聚到学校这个地方,然后让学生和它相遇。而不是说我设计一个东西,一定要你去学。

樊登: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前提很重要,很多家长可能不接受这个,或者说没理解这件事。就是我们现在花了12年的时间,让一个孩子准备上大学,太浪费了。这方面咱们已经有学校,在做这样压缩学制的探索了呢?

朱永新:其实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在压缩学制。因为比如说高中,最后一年基本上是不教书的。所以高中三年其实是变成了两年,大家最后一年就在准备考试了。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都在压缩。但是其实每个人需要的学习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一直认为就是,尤其是大学,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博士生教育,这样每一个漫长时间里,我经常说我们一个博士生毕业,大概要30多岁了。人生那么短暂,那但是我学习的时间花那么长。所以我主张未来,其实学习更多的是一个终身化的学习。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必要进行连续性的学习。只有对那些从事研究者,专门的技能训练者,他可能是需要一个连续性的线性的一个学习过程。

绝大部分我认为未来的人,应该在20岁左右,就应该走向社会,就应该去工作,就应该去创造,把他人生最精华、精力最充沛的那段时光,我觉得他不应该用来机械性地学习。

樊登:这个书里边有一句话一下击中了我,是您引用的一句话,说我们人类把所有的学习都留给了童年,把所有的工作都留给了中年,把所有的休息都留给了老年,这是非常糟糕的设计。

朱永新:是。因为过去,它整个教育是为工作做准备的。就是说,你只要接受完教育以后,工作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现在不一样。现在第一,整个工作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职业不断地在消逝,又不断地在产生。所以教育已经没办法为一个人的职业做精致的准备。你刚刚讲你学机械的你还做机械,你学金融的你去做金融,不是这样的。

第二,未来一个人的职业一生会多次变化。现在西方像美国、澳大利亚,他们平均一个人15次左右的变化,就是说一个人一生要换工作换15次,那么你任何大学都没办法给他准备。所以更多的实际上是素养。美国的像世界五百强公司,它们招人基本上很少看你的专业背景,它就是看你的能力,看你的领导力,看你的创新力,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教育它应该是注重于基本素养的培养,而不是具体某一个职业。具体的知识、职业性的技能,是可以通过岗位的训练就可以把握的。

樊登:很多读者就会问说那高考怎么办,高考放在人生的哪一年比较合适呢?

朱永新:未来按照我的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没有高考了。因为要高考干什么呢?现在为什么有高考,为什么有大学毕业证书?是在一个社会还没有办法清晰地判断一个人的基本品质的情况下,所以要给你贴个标签。

樊登:对。

朱永新:贴一个大学本科的标签,贴一个博士生的标签。那么相对来说整个博士生水平最高,硕士再低一点,大学生再低一点,高中生再低一点,这是一个想当然的构思。然后再贴一个名牌学校的标签,你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其实学历跟一个人并没有直接的对应,总体上来说它有一个总体的效应。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一个社会未来有了更精确的了解人的,一个方法和路径的情况下,学历的标签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我在书里面提出,未来是一个课程为王的时代。就是我不在意你在哪个学校毕业,我在意你跟谁学了什么本领,学的什么知识。比如说我跟着樊登读书,学完了周国平的哲学课。周国平在中国讲哲学,还是讲得不错的,至少还是水平比较高的。我在这儿修完了这门哲学课程,得到了认证。现在我们樊登可能还没有认证体系,你修完了以后,我还没给你一个证书。

所以我觉得未来是,因为一个大学里面,不是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科都很棒。所以未来比如说我办个公司,我可能需要的是,你在北京大学修完比如中国文学课,你在清华大学修完计算机课,你在樊登那里修完了西方哲学,你把这三门课证书给我,我就可以用你了。这是我需要的一个知识结构,行了,我为什么要你什么文凭呢?

而且我讲的这个构想不是空想,美国已经有上市公司这么做了。就是美国有一家上市公司,已经要求不允许提交学历证明。就是我招工的时候,你凡是提交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博士学位,我档案就无效。就不看这个,就不看你的任何那个背景,不看你这个东西。我就看你的能力,就看你的素质,那这是第一。

第二,美国的大学已经50%签约不看高考成绩。就是你一个考生申请我这个大学,可以不提交,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高考成绩的这个考试。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大学录取人才,高考也没有了。

樊登:大家对于大学学历文凭,这个东西的依赖,看来是一种惯性?

朱永新:是一种惯性,是一种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是一个贴标签的思维。

樊登:但是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很多混乱?就是很多鱼目混珠的课程,很多人费了很大劲,拿了一大堆的证书,结果没什么用这种?

朱永新:这肯定会,因为在任何改革,在它的改革的进程中,总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摸索期、探索期,甚至于是混乱期,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这个学习中心的构想,它可能是一个过程中的。不是一夜之间学校就变成学习中心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樊登:就是未来,您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学习,从小到大都可以学习,每一个人。如果是太小的孩子,可能他的家长会帮他,然后稍微有点自主能力的就自己选择喜欢学的课程。这个课程,可以是在学校里边提供的,也可以是在其他的学习中心提供的。然后没有高考,我就是一门一门,越学越难越学越难。然后到了十几二十岁,想工作就去工作了,也没有一个身份标签,说我是北大毕业的,我是交大毕业的,没有了。但是我有一个我学习了什么,我有学习经历的一个证明?

朱永新:就是我有一个学分银行,我设计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学分银行。就你学习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在你的学分银行里。我在这个儿童时代画了一张画,我可以拍成照片,把我画画的过程放在银行里。我弹钢琴的记录,放在我的学分银行里。

樊登:那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孩子们不光是要学知识,他还要有朋友、有伙伴、有团队,这个怎么来呢?

朱永新:这个就是,因为你要想学习同样的内容,那么肯定他会进入不同的学习中心。那么去学习同样内容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组合。其实现在在美国有多万将近万的在家学习,就是不到学校去学习的。也不是像这个斯坦福网络高中这样的学校,中国也有二三十万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

樊登:就像郑渊洁一样。

朱永新:郑渊洁(的孩子)就是在家学习的,他的社会性没有问题。他可以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俱乐部这些对合作,对和人相处的要求,比在学校里其实还要高。

樊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只是改了一个模式。我们不再去追求校友群或者同学群,而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同学,甚至还有比你大很多的人,跟你在同一个班认识了

朱永新:对。那其实就是你讲的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在书里也提到一个混龄学习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设想,就是同一个年龄的人,应该他们的智力发展、他们的认知水平,基本上是同一个层次,所以把他放在一个班级里学。那么这样来说,其实在学习上效率有很多问题。

第一,本身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他们的人生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更重要的是,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教学相长的这个机会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其实这种影响力,同学之间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教师的影响,我们的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优秀的学生都可以解决。然后他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帮助,然后我们年轻学生这种学习的冲劲、热情,对他们也是很大的互补作用。所以混龄学习,它是思维方式、人生经验,就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交往的过程。所以未来它一定是一个混龄学习的一个新的现象。

甚至于我在书里也讲了,很多父母亲,很多爷爷奶奶,他也会跟孩子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那么因为未来我认为,未来学校的变化和职业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未来,因为职业变动率很高,所以很多父母亲会选择留下一段时间和空间,陪孩子一起学习。因为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我们一个人从幼儿园一直学到博士生,好像所有东西都学了,其实没有必要。很多东西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跟谁一起来学习。

樊登:我还有个担忧,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容易焦虑的。

朱永新:非常好。

樊登:咱们刚才举的例子,都是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高知人群。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这个家长的水平,会决定着这个孩子的方向?家长搜寻信息的能力,孩子开阔的眼界。那假如这个家长本身学习能力很差,那个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哪些课程好,这怎么办呢?

朱永新:对。这个问题其实现在这个本身已经客观存在。就是说不同的父母,在选择不同的教育资源的时候,是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力,取决于他们的水平和眼光。那么城市和乡村这个相差就更大。所以我在书里面,就设计了一个国家教育资源平台,就是我提出国家要有一个国家课程中心。这个国家课程中心,就是专门去发现和选择最好的教育资源,然后不断地更替、更新。这样国家最好的教育资源,全部在上面。

就是你只要民间研发的好课程,比如说你樊登做的某一门课程,我觉得非常好,我国家就把它买过来了。然后谁做得比你更好,我再买另外一家的,我付你的基本的研发费用。然后设计一个从0岁一直到,现在相当于博士毕业的所有的课程,全部放在网上。你任何人,甚至于我不仅是中国的,我把全世界的包括国外的慕课联盟,就是耶鲁、哈佛,他们研发的好的课程,全部把它翻译、引进、购买以后,放在国家资源平台上,全免费。

那么你全免费以后,那么所有的学校、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育者,都知道最好的资源是在那儿,就是网络资源。但是网络资源它的缺点,就是它还很难做到真正的面对面。那么当然国家对最核心课程,就是说,我要培养一个公民的核心课程,我国家可以再组建一个团队,在网络上像可汗学院一样,就是能够跟你有互动的这样一个可能。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基本的教育公平。你再乡村的学校,再边缘、再农村,你都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源。因为现在我们都已经村村通了,所以中国的网络的普及率,已经完全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樊登:这个解决了,大家可以免费获得的问题。就是我没有钱,但是我也可以免费看的问题,也足够多。但是没有解决选择能力不一样的问题?

朱永新:选择能力不一样,这个问题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很难避免的。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樊登:像我们现在,我们赚的钱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提供的课程全中国最好,而是来自于我们给大家做了选择。我们帮大家从那么多书里边,挑出不怎么差的书。但是很多人不会挑的时候,他会挑到很多很糟糕的书。所以海量有时候反倒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朱永新:对,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因为我10年以前,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新阅读研究所,我们做了一套书目。为什么做这件事?就是你说的,很多父母亲、很多老师,根本不知道给孩子看什么书。我一直认为阅读的高度决定了精神的高度。费尔巴哈说,人是他自己食物的产物。那也就是说你读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所以把有限的时间,用来读最好的书,毫无疑问是最值得的,所以我们用很大的精力来选。所以的确读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跟课程资源也是一样,那个国家资源平台它就是经过选择的。我都是请中国最好的老师,取他的教育资源在上面,未来会冒出比他更好的,那我再替换。所以它永远是最精,但是是最好的课程。

那么在学校里面,我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进行学习。未来的学习中心,还是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进行的。就是保证基本的教育底线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也是国家规范的,就是课程纲要的,课程标准的。这些课程在国家网络上,当然这个网络,今后还可以进一步地丰富,为你的个性发展。

我在这个书里面就提出就是说,未来就是国家规定的课程,是给你50%的空间。至少给每个人留50%的时间和空间。因为现在就是,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做作业都要做到晚上10点,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那么如果我留出50%的时间给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研究他自己喜欢的问题,读他自己想读的书,做他自己想做的实验。

樊登:那现在咱们国家有九年义务制教育,就是要保证所有的公民都得受到足够的教育。那会不会我们这么自由地把权力给到家长和孩子以后,有的家庭会不去完成这九年的教育?

朱永新:就是未来的这个九年教育,它还是需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标准它不能降低的,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但是我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标准,是可以改进的。比如说我提出对课程改造,就是说这孩子还是要上学的。

就是说他不一定要有学籍,有人去督促,但是他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这些基本的学习内容。那么基本的这个学习内容,我前面讲了,国家的学习中心和国家的教育资源平台,都已经给你提供了。那么你什么时候上,是不是你7岁准时去学这个,那是你自己事情。你可以先学火箭,你可以先学汽车,你可以先学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随着你学习的进展。

因为这些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而这个东西在你学习进程中,你会需要这些东西。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你根本就没法进行学习。所以你别看它个性化的学习,实际上个性化的学习他会需要。像我那小孙子,他学火箭的过程中他现在慢慢认识将近0个字,可以基本自主阅读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字他没法学火箭。就他要学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必须要知识的连带性,他需要拖出一系列的东西。

樊登:这个就是PBL(项目制学习)。

朱永新:对,就是他有一个项目想要完成。

樊登:对。其实牛顿特有意思,牛顿当年为什么开始研究几何学什么的,他是想学占星术。他找了一本占星术的书,一读发现读不懂,后来人说要读懂占星术,你得学欧几里得几何。他就学欧几里得几何,一读就太简单。然后又学了笛卡尔的东西,然后慢慢地搞出自己的微积分,它是这么个过程。

朱永新: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就设计了一个未来课程体系。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就是生命,你教育首先为人的生命而存在,你命都没有了,教育还要它干呢?首先我说教育,你要帮助你活得更长。

这是活得长是硬道理,健康是硬道理,因为健康是1,你其他所有的都是0。所以我们就把安全和健康的所有的知识放进我们生命教育课。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喝水、怎么救人、碰到紧急场合下怎么避难,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教给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对他一生是最有用的。

然后人是个社会的人,那么生命是有宽度的。所以你怎么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受人欢迎的人,那我们就做了这个生命的宽度。同时人要过精神生活,那我们有生命的高度。那么这样一套生命课,在我未来设想的课程里面,我认为它是个基础课,这也是应该国家课程标准,要正式纳入的一个最重要的课程。那么生命至上我构建的是,真善美三个板块,在这个书里面。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现代的课程,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语文,这些学科其实还是差不多一两百年前的知识体系,那么它和现在知识的整合的这个趋势和进程,已经完全不适应了。那么比如说现在自然科学,宇宙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复杂科学,它是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所以我就提出来,用大科学概念来整合现在的科学课程。所谓大科学概念就是,我把三类大科学里面的这种共通性的一些要素性的东西,十四个科学概念整合成科学教材的最重要的要素,然后螺旋式地上升。而且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学科学,而不是文理分科,所以未来将没有文理分科。

最初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取消文理分科的,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很多高中生在网上骂我,说你还嫌我们负担不够重?现在分了我们已经够重了,你再合起来我们再学再加一半。我说你们完全理解错了,我的前提是降低难度,让科学成为所有人都要学的科学基础素养,它要的是科学精神,是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然后人文也是这样,其实人文恰恰是一个人一生最需要的知识。那么我们很多现在选理科的学生不再学历史、不再学地理、不再学人文、不再学文学。

樊登:很可惜。

朱永新:所以我设计的人文课程,也是把哲学文学、历史地理,整合成一门课程,叫大科学大人文。这样我就可以大量地缩小这个课程的数量,来提升课程的品质。所有人都要学,把课程整合以后,我才能腾出时间,百分之五十的时间给一个人。

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不是天经地义的。年世界上有很著名的教育机构,叫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就WISE,对世界上的教育家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也给我发了一张问卷。那电子邮件传过来,就问我,你认为现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要保留多少?我当时就是我现在的答案,我在这本书里写的50%。但是他们的调查结果,比我激进多了,17%,就全世界平均17%。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真正需要学的东西,的确不是需要那么多。

我刚刚在上海,今年年初在北京,跟美国一个很牛的校长,这是得了一个世界教育创新大奖的一个拉里教授,就HighTechHigh美国高科技高中的创始人,跟他做了一个对话。他告诉我他们学校,就是30%的时间在学他们的东西、上课,70%的时间学生自学,做项目学习。但是他们的学生到大学的表现,98%上大学,还有2%是自己就不愿意上大学,不是上不了大学。而且他们的高中的,是很普通的家庭的孩子,68%是有色人种,还有15%~16%,是需要特殊教育的。那么这样的学生,他能够培养出那么高的成功率,所以他获得了国际教育大奖。

那么其实他这个学校的探索,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是低估了,孩子、儿童的自我成长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探索世界的能力。所以这样一种教育,肯定是要变革的。

樊登:那为什么是现在?就现在的这种教育体系,已经将近多年了,工业化的体系,为什么今天是变革的时间点?

朱永新:对,这就是和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在计算机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有教育学者,有社会科学家提出学校消亡了,那他就是觉得,过去为什么要有学校,因为你不到学校里你得不到知识,因为只有在学校里才有课本,才有教室、才有内容、才有人给你讲。

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知识泛在化,知识泛在化就是我不一定到你一个指定的空间去进行学习了。所以学校它必须变革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校它是让每一个人学同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其实是非常不符合学习的内在规律的,它是不符合每个人的自我成长的需要的。所以学习它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加个性化的这么一个空间。而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这些所有的技术加起来,已经足以支撑学校变革了。

樊登:我觉得这里边可能5G和区块链,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朱永新:对。它对学生的评估,记录学习的历程,对于这个个性化的,就是包括人工智能对个性化的学习。其实现在你像在国外,这个已经证明就是说这个知识性的学习,人工智能的教师,已经超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室里的教师。

樊登:就是找特级教师来辅导孩子,这边是用计算机来辅导孩子,结果最后特级教师输了。

朱永新:对。因为它更能够去了解每个人就是一个老师,他可能出一道题目,面向70个人同时做,但计算机它可能针对70个人,它是出70个题目,不同水平不同认知的。

樊登:有一个说法是说,传统的教室里边是学生在读取老师的数据,未来的教室里边,是计算机在读取学生的数据,它一边教一边就把你分析了,你读懂没读懂它都知道每个人。那这个对未来的老师会有什么挑战呢?会不会有很多老师就失业了?

朱永新:对,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出来,未来是一个能者为师的时代。因为未来绝大部分的知识性的这样一种传递,那么通过人工智能教师,可以解决了。所以未来的教师,我觉得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社会的精英分子,艺术家、运动健将。他有特殊的才华,有特殊的技能,能够帮助人更好地成长。那么这些人就像孔子的时代,你想想孔子的那样一个时代,基本上都是社会最优秀的人在通过设坛讲学,在带学生,所以未来肯定是最优秀的人,他才有可能进入教师这个行业,那么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就是真正的心理学家。就是说他通过他对学生心理,对人的认知发展的规律,对人的情感的内在需要,他成为一个学习的重要的陪伴者和咨询者,就他和你一起前行,在你碰到各种学习挫折的时候。另外就是各个领域的专门家,就是各个领域的专门家。

所以未来的课程,不仅仅是学习中心提供的。所以我提出,未来会产生很多新型的课程公司。所以现在这样,就是为什么各个区域的教育发展不平衡了,那么它取决于老师的水平。那未来就是,我如果允许学习中心去购买课程的话,那么它每个学习中心它会购买最好的课程。那么你购买不了好课程,就没人来了。那所以它未来促使你提升教育水准。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教师,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樊登:对家长有什么要求和挑战?

朱永新:对家长的要求挑战,当然就是你前面讲的,首先一个,就是他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樊登:自己终身学习。

朱永新: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叫王者归来,为什么叫王者归来呢?因为孩子成长的最关键的时期,其实是在家庭里。那因为现在科学已经证明,就是0到7岁是人脑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你想想的确也是。所以我说儿童的确是很神奇的。他的认知风格、行为习惯、个性特征,其实都在这么一个最关键时期形成了。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亲往往生孩子以后的这段时间,也是他工作最繁忙、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候,经济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很多父母亲就把这个责任交给长辈,所以隔代教养。那么隔代教养由于情感的原因,各种原因又会产生宠溺一些其他的问题。

樊登:对。

朱永新:所以我们前几年专门研究这个隔代教养的利和弊的问题。那么所以未来就是,家庭教育很重要以后很可能父母的有一方,会选择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一起来学习。所以未来的父母亲会更多地要接受父母自身的教育,所以我们办了新父母学校。那我们新教育学校里面,都有新父母学校,我们希望在你成为父母之前,你就应该进行学习掌握对于孩子的基本认知,了解儿童成长的关键期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同时,当孩子进入学习中心以后,他就要懂得怎么去选择最好的学习中心。

现在我们父母懂得择校,那未来是懂得去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学习中心。因为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学习需要,未来的学习中心,很可能是专业化和专门化的。那所谓专业化专门化,比如他会有专门的京剧学习中心,就是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就到这里专门学京剧;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木刻年画,我专门来学木刻年画。就是每一个社会的知识和技能体系,都会有它相应的学习中心或者是研究中心。

其实现在我们的研学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这样的一定的作用。所以未来对父母,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父母第一,他要更多地去懂得和研究孩子。因为要懂得孩子的个性,懂得孩子的发展潜能。第二他要懂得和这个学习中心和学校的合作。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就中国的很多创新学校,都是父母办的。我认识好多父母亲,因为他对学校教育体系不满意,自己办个学校,他就自己办个学校,所以未来说不定还会有一些这样的小规模的学校。

樊登:父母成为了教育的参与者。

朱永新:自己就成为教育的参与者和行动者,直接地参与过来。这样他也好,他把就是陪伴变成了一个职业。那么他不仅陪伴自己的孩子,他还可以把樊登的孩子、把你的孩子、把他的孩子一起请来,我们同样年龄孩子,差不多在一起学习。其实现在这样一种民间的、自发的探索,为什么我写这本书,其实我是研究了很多中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探索,我觉得把它集成起来。所以我这个未来学校,实际上是个教育创新的一个集成。

樊登: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儿,已经有点跃跃欲试了。就觉得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你想多美好的一件事。大家有那么多教育资源可以学习,不用围绕着那个指挥棒,围绕着成绩单去转。是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一个方向。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行动的日程表?大概未来是有多远?

朱永新: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

樊登: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朱永新:他说朱老师,你这个是不是个乌托邦,你这个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乌托邦。首先你们认可不认可这个理想,先别说是不是乌托邦,你先说它好不好,这样一个理想好不好。大家说好,真的教育就应该这样。我觉得其实中国最有希望中国很可能弯道超车,成为世界教育的领跑者,就在未来学校。

樊登:为什么中国最有机会?

朱永新:因为在西方你要做一个,其实西方上个世纪60年代,像四国学校就产生了。它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因为美国你要做项改革是很难的,

樊登:它有各式各样的基金会。

朱永新:有各种各样的州,就是说它很难取得真正共识。因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就是它的碰撞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中国不一样,比如说我中国率先在全世界建国家资源平台,这个中国要做很容易。第二中国可以率先在全世界,建一个学分银行体系。就是人生下来,就给他一个学分银行号、身份号,那这个身份号以后也是驾驶证,也就是说一人一号,是永远的。然后他所有的学习记录原生态的,就记录上去。这两个基本构架完成了。然后国家进行课程改革。因为我们过去的课程改革,还是就单个的课程本身进行改革,没有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那么如果说国家进行课程(改革),首先就要研究一个学生,他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提出生命课?因为我觉得生命最重要,然后对课程进行重新设计,组织专家,组织专家来反复地讨论,孩子最需要什么。甚至于我可以实验,不一定马上全国推广,我可以把这个课程在一部分志愿者实验。改革不是我强制你改革。

樊登:就是老师、父母、学生,认为这个课程更好,你可以选择,我愿意上学习中心这种,报名就行。

朱永新:对,我可以先进行这样的试点,我可以做一些学习中心的试点。试点也就是说,我可以比如说在不同的城市建一些学习中心。我可以把星期六星期天,寒暑假利用起来,

樊登:晚上的时间,公开。

朱永新:那么这样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探索。这个学习中心,不仅仅是对中小学生开放,对全社会开放。其实我觉得是,中国最有条件能够做的。所以我一直说,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变革的门槛上,你推开窗、推开门,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这个门谁来推,这是个大问题。当然其实你即使不推,这个门迟早也会开,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会有很多人会进行这样自发的民间的这种探索。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让他自发地去做,可能是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如果我主动地去做,那我就抓住了变革的契机。

樊登: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这本书,能够传播这本书让大家心中,能够生起一个美好的,全社会的共识,一个教育理念。教育不是为了获得一张文凭,教育是为了让一个人成为一个他理想当中的样子,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朱永新:对,这也是我所期待的,这也是我这本书最想达到和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樊登: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有一个人演讲,说年前的交通,和今天的交通大不一样;年前的通信,和今天的通信大不一样;年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和今天的娱乐方式大不一样;但是唯一年前的教室,和今天的教室,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特别不协调的事,可能核心就是我们人类,对于惯性的依赖实在是太过严重。

今天朱永新教授讲的这本书,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日常习以为常的那些节奏,每天早上要那么早起床,黑灯瞎火地去上学,每年要放那样的长的假期,让孩子们好不容易学会的东西,过两个月又忘了。这些惯性都是可以被打破的。我们重新思考教育这件事情,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么好的技术条件,全民对于互联网的接受程度这么高,我觉得现在是教育变革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希望您的未来学校,能够早日成为我们身边的一种泛在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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