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述法书帖刻、金石器物、画图、其他类等四大类题跋文，所涉内容更为芜杂，且书法、画图、金石、碑刻等己经是超出文学范畴的艺术领域，有关于此的题跋文多探讨比较专业的问题，所以概述起来颇为困难，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把握出现偏差在所难免。
但是问题反推，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宋人的多才与渊博，他们的题跋文遍涉各个领域，探讨的问题五花八门，既带有学术的严谨，又带有文艺的抒情，松弛有度、快慢结合，读来真是一种享受。
法书帖刻
两宋有关法书帖刻的跋文大约有余则，数量在两宋题跋文中最多。笔者概括的“法书帖刻”一类，大致涵盖传世法书真迹、帖本及刻帖，其实也就是通常言说的“法帖”，只不过传统意义上，法帖一般还包括金石碑刻一类。
但是“法帖虽然与书法的另一种保存方式一一碑刻有些相似之处，但法帖毕竟不同于碑刻，法帖在书法文化中的意义与碑刻不同:碑刻本来不是为了传播书法，而主要是出于记载事功等目的而出现的，书法只是其副产品，而法帖则完全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珍重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把传播书法作为其主要宗旨”，
为此，马玉兰在其博士论文《宋代法帖研究》中，专列一节辨析法帖与碑刻的关系。徐文平更是从功用、书体、形制、刻制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碑与帖的区别，尤其是徐文平认为，“碑是竖立在地而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丰碑巨竭，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虽然一面刻字为主，但也有两面，甚至四面刻字的。而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横式，多为石板状，除极少数为拓制方便刻两而外，基本上只在正而刻字。
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有鉴于此，笔者将碑刻划入“金石器物”一类，一是为了使两宋题跋文的类型分布更为均匀合理，二是也考略到法帖之中刻帖与普通碑刻虽然形式相同，但是其功用、书体、形制、刻制等方面却有着比较明显甚至是本质上的的区别。天水赵氏一朝，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的重视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皇家藏书机构的三馆，不但拥有大量的藏书，而且法书名画的收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名人法书、前贤遗帖，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而两宋时代读书习艺的市场需求又是如此巨大，于是有了复制传拓的需求，加之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空前发展，使这种“化身千亿”有了可能，刻帖如题跋文一样，骤然勃兴。在朝官刻法帖精品迭出，在野私刻法帖方兴未艾。
于是，鉴别法帖源流、理顺法帖谱系、品评法帖风格、辨别法帖真伪成为一时风尚，而题跋文成了记录这些活动的最切合的文体。如果说诗、词题题跋最能体现宋人才情旨趣，则法书帖刻题跋，不但体现宋人才情，更能体现宋人的学术精神。本节对法书帖刻一类题跋的概述。
金石器物
“金石器物”一类是由《索引》“法书碑帖”类一部分与原“器物”一类构成，总计大约有余则。《索引》原“器物”一类下，编者又细分为笔墨纸砚、金石礼乐、生活用品、其他器物等四小类。
合并之后，金石礼乐一类题跋数量最多，所以将此类移置第一类，笔墨纸砚题跋最具特色，列为第二类。其余生活用品及其他器物题跋数量较少，都是一些无法上升为祭祀用吉金的三代普通生活用具以及镜、扇等生活用具，或是一些无法鉴别器形的用具的题跋，以“其他器物”为题列作第三类。
金石礼乐，《索引》原来“器物”一类之下的“金石礼乐”类收录的题跋文其题跋对象“金石”以钟、鼎、彝、敦等为主，并没有包括碑、碣、摩崖等石类的题跋对，将法书碑帖一部分合并过来以后，“金、石”并举，名副其实。
“礼乐”部分以祭祀用礼器为主，另有书琴题跋数则。纵观这一类题跋，主要以介绍、考证为主，学术意味强烈。介绍的主要内容包括金石铭刻的很多。由于此类题跋文，以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跋尾最具代表性，故此节所举题跋文以欧阳修为主，兼及其他。
笔墨纸砚，此类题跋以苏轼最多，一人即达到70则，但苏轼此类题跋，在曾枣庄先生《宋代序跋全编》之中被悉数移出，并没有收录。苏轼题跋笔墨纸砚的篇章不但数量最多，而且其创作的内容也颇具代表性，有人曾以苏轼所题跋笔墨纸砚为对象，此类题跋，大多记述制作笔、墨、纸、砚的名家、制作的材料、制法以及收藏、品评鉴赏等等，当然了，大多数题跋并不是简单枯燥的直笔叙述，往往有趣味横生的典故与逸事横陈其间，进而引发作者的哲思妙想。苏轼此跋，并没有直接去品评吴氏制笔之精良，而是从使用群体的使用体验对比来彰显。
擅长书法的人与普通的书写者对笔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为了适应普通的书写者，则擅书者就不会使用，销路虽广，但是这样的笔却不会有传世的书法作品出现；相反，如果只制作适合擅书者使用的笔，则普通士大夫又不会去购买，其销路狭窄，则制笔人又会陷入生存的困境。
其他器物，还有一些器物题跋，无法归入上述两个大的类目之中，我们将其统一放入此类别中。这一类题跋的对象大多是没有铭文，比较普通的器物，所以题跋大多以记叙、说明为主，宋人有关画、图题跋约余则，与作为题跋专书形式出现的董迪《广川画跋》所收余则合计，两宋画、图题跋总计大约余则。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在这余则题跋中，有关图谱的题跋数量并不是很多，且大都是对内容进行简单描述几无涉及图谱的论说，鉴于此，为使行文简洁明了，对图与画不作严格区分，本节所要概述的题跋，大部为以于作为艺术形式存在的画作题跋为主。
结语
文章中征引诗句，古今中外都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诗句语言优美精炼，涵义深刻隽永，引入到文章当中，不但具有极强的论证说服力，亦可为文章的行文表达增光添彩。
照比其他文体，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现象颇为集中明显，这里面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题跋文体是古代诗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批评方法，很多对诗词的探讨正是藉题跋文体展开。
在对诗词进行赏析、品鉴的时候，往往会将诗词原文引入到题跋文当中；二是中国古代诗词批评当中摘句批评这种独特形式的存在，无论是其例举经典诗句，还是对诗句进行专题点评，诗句自然而然都会进入到题跋文之中，这些皆是宋人题跋中大量出现诗词的具体原因。
我们总结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四个基本特点，并利用辑考出来的诗词新辑《全宋诗》失收的宋人诗三十余首、残诗零句一百二十余则。我们还利用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对传世诗词进行了校勘，补正诗题，校勘字句，在这样的比勘中，我们发现，题跋所引诗词的诗题大多比较简洁，而传世的诗词，尤其是唐宋以来，诗人的诗题大多较长，学界认为是唐宋诗人喜制长题，但是我们却发现所谓的喜制长题，大多是后人将唐宋诗人的诗序误为诗题，导致所谓的大量的长题诗出现。
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现象是一个宝库，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虽入宝山，却有空手而归的感觉，这需要日后继续的努力与深入的挖掘，本章目前也只能以现在这样的状态呈现在各位学界同仁和前辈师长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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